1997年，中国探险协会组织人力将C-53号运输机从高黎贡山搬运到昆明后，在中、美两国引起轰动。特别是参加此次活动的原美国“飞虎队”队员汉克斯回到美国后，在美国重掀“飞虎队”、“驼峰航线”关注热潮，“飞虎队”健在老兵们热切希望到中国看一看飞机残骸。同年10月，一个主要由“飞虎队”老兵组成的旅游团来到中国，汉克斯没有来，但他的夫人，美国“飞虎队协会”副主席爱玛却随团来到昆明。旅游团登上昆明西山，当大家站在龙门远眺时，一位名叫鲍勃莱尔的老兵指着滇池说：“滇池里有架我们坠落的飞机。”这句话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了远在北京的严江征的耳朵里，从此他开始了长达5年的找寻。

　　 为确定鲍勃莱尔的话是否属实，1997年11月，中国探险协会主席严江征开始查阅资料，但翻遍所有资料都未找到有关“飞虎队”在滇池上空失事飞机的记录。最后，他在《独行骑士的战争》一书第290页发现有关“滇池坠机事故”的3行文字，证实了鲍勃莱尔的话确是史实。为获取更多资料，他请一位美国的“二战”研究员帮忙，查看“飞虎队”老兵的日记并走访了10多位健在队员，最后终于弄清此次事故的真实情况：1942年4月28日，一架“飞虎队”P-40战斗机在射击训练时不幸坠入滇池，飞机驾驶员名叫约翰·布莱克本。

　　 1998年5月，严江征从北京来昆，在将近4个月115天的时间里，走访了滇池沿岸的村村寨寨，访问了几百名上了岁数的老人。老人们回忆，布莱克本长得很帅。

　　 严江征发现，滇池沿岸的村子里都有茶室，上了岁数的“老倌”们每天都要到那里喝茶、聊天。于是，他每天都直奔茶室，给每位老人递上一支烟，听他们天南地北地侃。闲谈中，老人们向他讲述了滇池坠机的情况，还告诉他曾有日军飞机被击落在滇池中。在福保村，他还找到了曾经参与打捞飞行员布莱克本的两位老渔民——杨春和徐宽，听他们讲述了当时坠机的经过：

　　 1942年4月28日下午4时左右，滇池上空晴空万里，一架“飞虎队”的战斗机在训练中不慎坠入滇池，两小时后，美国兵开着一辆军车来到福保村寻找飞行员和飞机；第二天，“飞虎队”的一架飞机在滇池上空盘旋，根据坠机在湖面漏出的油污投下了标志，随后美军士兵和渔民到浮标框定的水域里打捞。一名美国海军的搜寻人员还下水搜寻坠机和飞行员，由于风浪大，搜寻人员很难看清水下物体，只能用手摸索；他先摸到了左侧机翼，随后摸到机身，在驾驶室里他没有摸到飞行员。经过两周的不停寻找，搜寻人员终于在坠机的仪表盘下找到了飞行员布莱克本的遗体，这位飞行员失事时只有24岁，他的遗体在福保村被装进了漂亮的棺材，隆重的葬礼后被葬在昆明，“二战”结束后被迁回美国，下葬在他的家乡得克萨斯州。严江征没有弄清布莱克本曾经埋葬过的地方，但他手头有一张下葬时的照片，从照片的背景看，严江征说肯定不在西山。

      1998年8月，严江征查询了大量资料、走访了大量知情老人，明确滇池中确有飞机残骸后，首次探测工作便开始了。

　　但是，老人们谁也说不清飞机坠落的具体位置，东边的人指西边、西边的指东边，南边的指北边、北边的指南边，严江征分析认为，几个方向的交叉点应该是飞机坠落的大概位置。于是，他请来专家，决定用科学方法确认坠机的具体位置。而在此之前，他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调查了滇池的水深、水体透明度、水温变化等情况，但滇池的“水下世界”仍制造了不少麻烦。

　　由于污染，滇池水体的能见度非常差，雷达在水下无法正常工作，潜水员几乎是“盲潜”，水下作业完全是在“黑暗中摸索”；严江征又请了另一拨专家，但因遭刁难，他还是没有得到有价值的数据，坠机的具体位置仍未探明。无奈，他只好又请了一家探测单位，但这家单位的专家过于自信，夸海口说自己的雷达绝对没问题，不曾想才入水雷达就“短路”，根本无法工作，第一次寻找就这样夭折了。在此期间，他因嗓子疼痛误服假药而差点送命，大热天盖上厚厚的被子仍觉寒冷难耐，最困难时，是“又一村”的工作人员将他送到医院。

　　1998年8月，身心疲惫的严江征除了探明滇池湖底有一层二三十厘米厚的软泥层、再往下是螺蛳壳，之后才到硬湖床等大体情况外，什么也没有得到。

　　2000年10月，严江征带着一张当年拍摄的照片再次来到昆明。照片显示，飞机失事后，打捞人员根据油污痕迹框定了飞机坠落的水域，并在水中做了标志，照片中的背景是一道山梁。严江征请云南省测绘局的专家测出了照片拍摄的角度、距离等数据，确定了这座山；又根据这组数据用更新的仪器，探测出坠机的具体位置在滇池西北角、距福宝村约2公里。本来，他当年就想展开打捞，但各种原因让他未能“动手”。2001年春节前一天，他满意地离开昆明，并严密封锁消息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