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江涛

他是“珠峰救人者”，也是IT人，更是创业者；参加户外活动15年，是湖南登山队领队，曾登顶非洲、欧洲和南美洲最高峰；放弃登顶珠峰良机，打破“8000米无救援”惯例，在生命禁区极限救人，登顶人性的“珠峰”。

从珠峰南坡C4营地往上走一百多米，范江涛止住脚步，仰头望着由冲顶者连成的一条灯带。

那是珠峰南坡的最后一段路，前面分别是南峰、“希拉里台阶”和峰顶。

“景色看着挺壮观的！”

“今天晚上天气这么好，我应该100%能登顶！”

“他妈的，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苦，就这么结束了！”

范江涛边感慨人生，边骂骂咧咧，持续40分钟。

随后，一个头灯进入范江涛的视线，只有它不是在冲顶，而是往下走。

范江涛知道，这就是他要接的人——谢如祥。

当范江涛在底下徘徊时，谢如祥也在上面感慨人生，“这一次登珠峰，又结束了！”

下撤时，谢如祥的头灯来回晃，时而向上，时而向下，慢慢悠悠走到范江涛跟前。

两个没登顶的人开始自拍合影。范江涛问谢如祥，“后悔吗？”谢如祥回说，“不后悔！”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虽然没能登顶现实世界的珠峰，但却登顶人性的“珠峰”。

因为他们在珠峰8450米处的生命禁区救了一个人。

2023年5月18日晚8点20左右。

身为湖南登山队领队的范江涛，与夏尔巴行至珠峰8450米处。

很快，范江涛发现了被锁在路绳上的刘女士。刘女士缩成一团，一只手没有手套，另一只手上的手套已被冻住。氧气的缺失，长时间不进水，让她开始打摆子，随时进入失温状态。

凭十几年的领队经验，范江涛事后判断，“在那种状态下面，不救她的话，差不多半小时就会非常危险。”

刘女士虚弱之中，将自己的名字告诉范江涛。

当时的范江涛，处于懵的状态。他一度怀疑自己出现幻觉，还扇了自己一下。此前的一天，他曾因为消化不良，连续呕吐，出现过幻觉，看谁都像一个队友。

在夏尔巴的催促下，范江涛继续往上走。

登珠峰的人都知道，“8000米以上无救援”是惯例。即便范江涛从刘女士身边走过，而不去救她，也不存在道德困境。

“在8000米以上，不能说是没有救援，或者没有道德，”范江涛说，“只是在8000米以上的时候，你的尊严和价值都是0，那就不要谈道德。道德是建立在你的认知、价值观和尊严基础之上的。如果那些都是0，就没有所谓的道德。”

但范江涛的心并不平静，他一边往上走，一边犹豫是否要救人。

他停在一块石板上，扭头就能看见刘女士。他知道答案，但还是在石板上站了10来分钟，“救与不救，其实在那一瞬间已经想清楚，当时想的更多的是你到底要放弃什么，全部都想了一遍。然后我就想，‘天啊，真要这么干吗？’”

不顾夏尔巴的反对，范江涛折返回去救人。

范江涛将一瓶备用氧气，让给刘女士，并送她一只手套，帮她喝水和取暖。

缓了一会儿之后，刘女士尝试站起来，但却站不直。她多次尝试，耗费半小时才成功。

“在那样陡峭的大雪坡上，我和我的夏尔巴没法搬着她走。我们做不到。”范江涛说，“我也背不动她，连人带装备得有一百四五十斤。我相信基本没有人能在8400米的地方，并且在那样陡峭的雪坡上做到这一点。稍微一滑坠，两个人100%都没了。”

“所以只要她能站直，能站在地上，即便她不必走，也能分散掉她自身很大的重量。我们架着她走，才能完成救援。”

在8000米以上，人每走一步都要喘一口气，更何况架着一个人。范江涛和夏尔巴架着刘女士往下走，一个多小时行进100多米。

此时，刘女士突然陷入昏迷。范江涛和夏尔巴把她拍醒，她挣扎着说，“我再也站不起来了。”

“正常情况下，如果要从高海拔移动一个不能站起来的人，你至少需要4-6个人才能把这个人搬下去。但我们只有两个人，而且已经持续一个多小时，累得不行，况且她也坚持不住了。”范江涛说，“在那样的极端情况下，我必须考虑自身的安全。”

救援只能先暂停。

对一个已经爬到珠峰8450米处的登山者来说，放弃“近在咫尺”的登顶并不容易。

登顶珠峰不仅是神圣理想，也是“烧钱”之举。

范江涛曾透露，“一次完整的珠峰商业攀登，每人所需费用大约为50万人民币，包括登山注册服务费、珠峰大本应服务费、高山向导服务（即夏尔巴）、氧气费、大交通和自身登山装备。”

放弃登顶，意味着几十万付诸流水，以及理想的落空。

然而，站在石块上思考“救人要放弃什么”的范江涛，第一时间想到的却是如何跟孩子交代。

为了做前期适应和准备，以及冲击珠峰，范江涛需离家2个月。他好不容易才说服两个孩子（一个小学毕业，一个10岁）。

“一开始回到家，他们并不原谅我。他们觉得很难过，认为爸爸去了，却没登顶。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就是没登顶。”范江涛说，“后来，他们在一份少儿刊物上看到救人的事，才算勉强原谅我。”

范江涛的孩子们年纪尚小，还不理解救人的真正意义，更不清楚救人的艰难和凶险。

从8450米向C4营地下撤，要经过一段雪岩或冰岩混合地带，如果踩到岩石上，冰爪卡不进去，就会丧失着力点，有滑坠的风险。范江涛一边注意脚下，一边向后拽着点刘女士，增加摩擦力，“就是担心一滑的话，直接全滑下去了。现在想想其实还挺后怕的。”

因为这个，范江涛被父母骂了一顿。

范江涛、夏尔巴和刘女士缓慢下撤时，四周一片漆黑，只有头灯的光芒。坡很陡，看着脚下就是悬崖。

戴着氧气罩的范江涛，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和走路声，大脑里也只有这些声音，“如果有幽闭症的人，最好不要来体验，会被自己的呼吸声吓到。听前辈说过，他那时候被自己的心跳声吓到过。”

在刘女士无法站起来之后，救援只能暂停，必须寻找帮手。

范江涛往下走，恰好看到谢如祥。谢如祥同意救人，两人和各自的夏尔巴一起往上走。

走了大概十来米，刘女士已在视线里。疲惫的范江涛止住脚步，看着谢如祥的夏尔巴扛着刘女士往下走，与他和他的夏尔巴汇合，三人合力往下搬刘女士。

谢如祥没下来，停在原地，“老谢（谢如祥）当时自己在想，我在这等你们，我慢慢走，你们救援完再上来，我们再一起冲顶。”

等范江涛、两名夏尔巴和刘女士抵达C4营地边上，已是5月19日0点45分。一切为时已晚。

在这次救援中，范江涛和谢如祥放弃了登顶珠峰的希望，放弃了自己的夏尔巴向导、登顶需要的物资，主要是氧气。

此次冲击珠峰，范江涛一共携带4瓶氧气，夏尔巴用1瓶，他自己用3瓶，每一瓶氧气都是仔细计算和安排如何使用的。备用氧气给了刘女士，救援也消耗很多氧气。从C3营地（海拔7300米）往下撤时，范江涛已没有氧气，只能无氧下行。

“你的物资，包括最重要的氧气，都是提前计算好的。氧气没了，也就结束了。”范江涛难掩失落。

后来，范江涛去接谢如祥，看到那条冲顶的灯带，就意识到“一切都结束了！”

如果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是否还会救人？

范江涛笑了笑，“在那一刻，应该是各种情况都非常契合，也有很多的巧合，比如具备能够救援她的时间、地点、运气和能力，她也没有陷入过于危险的情况。到了八千米以上，大家还是要考虑自身的安危。”

“但肯定还是会救，只是不知道是否能完全做到，毕竟得看当时的各种情况。我参加户外15年了，第一次就当领队，然后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做过队员。我没有被救援过，但我救援过很多人，这是属于刻在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认知，或者说是对自己的认知。”

2008年，范江涛被探险家杨柳松的《北方的空地》打动，开始迷上户外。先徒步，然后专注于登山，并制定“7+2”计划。“7+2”指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和徒步到达南北两极点。

“登山就是我喜欢的一项运动，没有什么高尚的东西。或者可以说，我不是喜欢登山，我只是喜欢自己有目标。”范江涛说，“不管是工作、创业，还是登山、户外，或者是打篮球，都是我的生活。我没有什么别的爱好。”

“我是一个非常有目标感的人。我喜欢给自己定一个目标，不管它是否容易实现。我创业也是这样的，这个努力的过程，让我非常享受。像7+2这个目标，我觉得它的时间跨度长，很难实现，而且需要很多的金钱和时间。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会强迫自己去努力。”

目前，范江涛是一家互联网科技创业公司的老板。他此前登顶过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和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

而珠峰，是他“7+2”计划的第4站，因救人未能登顶。

在范江涛接到谢如祥，返回C4营地时，已是凌晨1点半左右。

一切过后，范江涛唯一的感受就是累，想睡觉。他找到个帐篷，穿着连体服，枕着头盔躺下。地上仅有一块很薄的垫子。他的防潮垫和睡袋都给了刘女士。

夏尔巴看到他这样，说了一句，“你这样睡，明天冻死的就是你。”随后，夏尔巴寻觅半天，给他找来一个睡袋。

再醒来时，已是早上6点。

范江涛满脑子都是“没登顶”，嘴里一直骂骂咧咧，想吃东西却找不到夏尔巴（吃的东西都在夏尔巴身上），最后只能吃点巧克力，以及队员给的饼干。

他拿出卫星电话，给后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起初对方以为他成功登顶，范江涛说“救人了，没登顶！”这是他第一次跟外界谈及救人。聊完，他拆了卫星电话，不再想谈它。

然后，范江涛跟随其他人，开始下撤。先到C3营地，氧气彻底耗尽。再到C2营地，边等队员边聊天至深夜，范江涛心情有所好转。

撤至大本营后，网络恢复，家人、亲戚、朋友纷纷询问，所有人都安慰他安全下山就好，反正已经到了8450米。

但范江涛的脑子里仍然只有三个字，“没登顶！”

直到回长沙，媒体开始采访，范江涛才从“没登顶”的情绪漩涡中跳出来，意识到自己干了一件“特别牛的事”。

与很多登珠峰的人一样，范江涛也随身携带着一个大包。

里面有个人、公司、赞助商、学校以及社会组织的旗子，也有别人送的小葫芦、吊坠等小玩意，甚至还包括一块巧克力，别人送给他，希望他在珠峰峰顶吃掉。

在C4营地，范江涛拍了两张相关的照片。

“对我个人比较有意义。”范江涛陷入一种矛盾，“但又有什么用？这就像成就一个目标一样，你没有完成它，后面的任何补救措施都是没有意义的。”

回到大本营，那块巧克力，被众人分着吃光。剩下的那些旗子和纪念品，范江涛挨个拍了一遍，“虽然没登顶，就当留个念想吧。”

离开大本营时，范江涛匆忙之中，将所有东西一股脑塞进包里，时至今日仍未打开。

“我有拖延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收拾（那个包）。”范江涛说。

范江涛也很忙，不仅要处理家里、公司的事，还要会见朋友，更要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上16天课，完成6篇论文。当然，他也要频繁受访。

“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些经历，也愿意告诉更多人，中国人是乐意救人的，中国人也愿意救人。”范江涛说，“通过这次的事情，我其实深刻认同中国文化从小到大给予我的的教育，以及熏陶我的传统文化。如果你没有那个理念的话，你是不会去做这件事情的。”

至于还未登顶的珠峰，它一直都会在那里。

范江涛笑着说，“恐怕要等到后年再登珠峰了。如果明年再去，我妈和我妻子都不会愿意的。”

原因不言而喻。

而那个未被拆开的包，也会一直在那里，就像范江涛口中“未完成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