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家小传
严江征
1993年，创立中国探险协会之初，沿和田河，以无动力漂流方式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1997年，帮助二战时期美国飞行员汉克斯到达“驼峰”航线53号C53型运输机坠落的高黎贡山现场1998年起，对坠落在云南滇池的二战时期“飞虎队”P40战斗机残骸展开探测、搜寻”驼峰航线”——一条“二战”时期开辟的中国和盟军进行战略物资和人员输送的空中要道，为扭转世界反法西斯战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它是世界航空史上飞行难度最大、气候条件最恶劣、付出代价最惨重的空运路线——在这条航线上，近六百架飞机失事，一千五百余名飞行人员失踪、死亡。驾驶当时中美两国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53号C53型运输机的机长吉米 · 福克斯便是其中之一。“任何一个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献出生命的人，都值得人们铭记，不应该被遗忘。”中国探险协会创会主席、名誉主席严江征先生语重心长地表示。严江征长期负责并亲自参与”二战“时期”飞虎队“P40战机探测和中航公司编号为53号的C53型运输机残骸及飞行员遗骸搜寻。1997年3月31日夜23点30分，时任中国探险协会主席严江征接到一个电话：高黎贡山发现“二战”时期驼峰航线中航公司53号C53运输机（以下简称53号运输机）的坠机残骸，位置在中缅边境的中国一侧，距边境线仅一百多米，需派一个科考组到现场勘察。第二天，严江征即组织中探协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这些线索对研究中国抗战史极具价值。于是，临时调整年度工作计划，把寻找‘驼峰”坠机，作为协会当年的头号项目。很快，大洋彼岸的80岁美国老人汉克斯，也得知这一消息。1943年，在53号运输机坠落后，汉克斯曾七十多次在高黎贡山上空盘旋，希望发现飞机和战友的遗骸，哪怕是蛛丝马迹。1944年，汉克斯又受福克斯父母委托，前往高黎贡山寻其下落。然而，终因同行的两位战友突发疟疾，被迫撤返。未曾想，这一别，就是53年。但寻找53号运输机、找到福克斯，却成为汉克斯的夙愿。虽然福克斯的父母已逝世多年，但汉克斯始终惦记着，希望给他们一个交代。汉克斯通过时任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华人杰联系上严江征，表达了希望一同前往坠机现场探寻的强烈愿望。“带一个80岁的老人到3千多米海拔的野人山进行一次标准的探险作业，这是违反常规的。一旦出现任何事故，各方问责，只能由中探协承担。”蜂拥而至的媒体，关心的只是美国老兵寻找坠机的故事。而严江征则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问题，并顾全一切：如何保证汉克斯的健康、安全，吃穿用度，以及交通、行进等。似乎看出严江征的担忧，汉克斯握住拳头、绷紧胳膊，让严江征摸摸他大臂上的肌肉，示意自己身体非常健壮。严江征摸了摸汉克斯的脉搏，发现有间歇。汉克斯立刻解释说自己从年轻时就这样，不会有问题。事实上，他们在昆明所住的酒店是一座18层的高楼，而汉克斯每天坚持上下跑两趟，锻炼身体。
“汉克斯眼神里充满乞求、渴望，令人不敢和他目光对视。可后来想想，作为曾经帮助过我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一个美国老飞行员，我们拿什么作为回报呢？或许就是帮他实现那个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愿望。”
中探协成立寻找53号运输机的专项探险考察队，严江征任队长。探险家叶研，身兼副队长和随队记者双重职务；中国航空博物馆第二任馆长韩文斌担任航空机务专家；一名摄像助理、一名摄影记者，十几名当地民工，一行二十余人。为了汉克斯的安全，严江征指派随队医生、随队翻译、两名武警战士等4人，专门负责照顾。探险队拿着53号运输机坠落的地理坐标，计划从泸水县片马镇出境，取道缅甸一侧，沿着一条叫集材道的简易公路，向高黎贡山坠机点进发。
中探协探险队正要启程，却接到边防站通知：根据有关规定，美国人汉克斯和摄影器材不得出境。“媒体一窝蜂地撤退，有些甚至发文、唱衰，标题叫《汉克斯的遗憾》，说老汉克斯不能前往坠机点了，只能望山兴叹。”他与团队连夜开会，根据一份五万分之一的地图，研究、确定了一条全新的路线——从境内的高黎贡山山脊线到达坠机点。
事实上，这7.7公里的山路，严江征一行所走的这几天，充满了波折、惊险。高黎贡山的山脊地带分布着大片箭竹林，长得非常茂密，人根本挤不过去。严江征跟副队长叶研说，由自己带3名民工,组成先遣组，先用砍刀上山开路，并用黄色毛线沿路做标记；叶研则在两天后，率大部队沿标记跟上、汇合。严江征率先遣组，从片马丫口向南进山。没走多远，就发现一个当年日本人修建的运送物资上山的摩托车道；再走一段，经过第一个小高地，就看到日军遗留下的阵地——有一个大碉堡，顶盖已经被炸毁，周围还有堑壕、机枪掩体、单兵掩体。据同行的民工说，当年日军在泸水县的几个寨子抓了一批民工，来片马丫口修工事，修完后把民工全部杀掉。有一个民工，因穿了一件生皮子做的坎肩，没被刺死，爬了半夜才侥幸逃下山。这个地方山脊非常陡峭，给人的感觉就如同行走在刀刃上一样，两侧坡度大的地方，能达到80度。“我很担心老汉克斯能不能走过来，因为那个地段很窄，容不下其他人搀着他过。”此时的高黎贡山已进入雨季，山上浓雾弥漫，能见度最多五、六米。虽然手里有地图，但几乎看不到任何地标，无法比对。携带的GPS，在密林中也经常收不到信号。第二天，暴雨来袭。虽然大家都有雨披和具备防水功能的户外服装，但暴雨之下，身上依然湿了。那种刺骨的寒冷，唤起严江征曾经的记忆——1983年，翻越东喜马拉雅山的多雄拉山口；1992年，在珠峰，从东绒布冰川返回营地时，突然遇到大雨。都是与失温博弈的生死之战。“身体已经不仅仅是脊柱颤抖，内脏都在颤抖。如果停下或坐下来，很可能就永远起不来了。”好在当地的民工有经验，找了一堆树枝，架起一米多高的柴火垛，把野炊用的瓦斯炉点着，塞在湿木柴下，这才保证火不被暴雨浇灭。考察队的几个人就这样，站在暴雨之中，向篝火取暖。此刻的严江征，并不知道，探险队更大的危机，正等着他。
如果说天气与地形的艰险，尚可通过装备和技术应对解决，士气低迷、军心涣散，则更考验领队的智慧、判断和决策。
两天后，探险队的大部队与先遣组汇合。严江征发现许多人已开始表现出明显的疲态。有的人甚至目光呈散射状，要召唤两、三次才有所反应。“我就知道，有的人已经到精神崩溃的边缘。再往后走，民工也开始出现不安情绪，不太听指挥，甚至有意把队伍往山沟里带，不愿沿着山脊线走。这是比较头疼的事情。”
第三天的下午，带着先遣组仍在前面开路的严江征，突然被匆匆赶来的队员报信：“队长，军心不稳，您得回去一趟。”根据严江征估算，此时与坠机点的直线距离只剩下800米。行进当中，虽然一直云烟缭绕，但期间有约5分钟的时间，他观察到一处明显地标，就是53号运输机坠落的福克斯丫口。他抓住时机，迅速地利用老黑山做了定位，确定没有偏离轨迹，心里才踏实了。从技术层面而言，严江征对此行十分有把握。可是，该怎样说服众人继续坚信自己呢？严江征返回去，找到大部队。只见所有人都聚集在一个小平台上，站立在一地泥水里，而旁边略微高一点的小土坡上，勉强架了一顶小帐篷，汉克斯老人则在里面休息。汉克斯可能是想起1944年那次失败的搜寻，他担忧地问道：“队长，我这次是不是又要重蹈覆辙了？”严江征一边鼓励、安抚着这位80岁的老人，一边想该怎样控制当下的局面。“队长，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我们的食品已经不多了！”一名队员大声质问。一看有人挑头，民工们迅即开始交头接耳，发杂音，各种动摇。
严江征明白，在这种特殊的环境和情境之下，不可能短时间把军事地形学给大家讲一遍，只能强调探险队的纪律，首先必须严禁有人脱队——在密林深处，走错一步可能就永远出不来。身为队长，他要对所有人负责。平时少言寡语的随队医生何杰说：“你们以前从来没进过这么大的山、这么密的林子，GPS会用吗？指北针懂怎么操作吗？地图知道怎么看吗？这个时候不听队长的，想自己逃生，我基本可以断定你们将永远回不了家！”在这关键时刻，何杰凭借过去在当地所具有的影响和威望，为稳定民工的军心，发挥了重要作用。天色渐暗，雨也下得更大。站在暴雨和泥水中，烤着篝火，经过长达几小时的沟通，探险队总算团结一致，重振旗鼓。“人在面对未知时会产生恐惧，求生是本能，这都可以理解。但如果不加以疏导、控制，一旦这种情绪泛滥开来，轻则是放弃任务目标，重则人员伤亡。”人心虽已稳住，可新的危机又来了——80岁的汉克斯出现轻微的感冒症状。严江征一下想起自己1981年在横断山考察时，云南动物所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教授彭鸿绶，就是因为一场感冒，引发高山性肺水肿，不幸在山上辞世。眼下化解危机最好的办法，是快速降低海拔高度。严江征当机立断，决定沿缅甸一侧往下走。降到大约海拔2千多米时，发现一户孤立的房屋，走近一看，居然是老乡——克钦族新民主军的一位民兵副连长，他正开着一辆卡车往中国境内拉木材。严江征喜出望外，立即将大部队安置在老乡家，并包了这位民兵连长的车，跟着他过境，到中国境内采购一些物资补给，买了包子、米饭和各种炒菜，连夜出境，回到位于缅甸的独立屋。那晚的探险队终于饱餐一顿，队员们信心满满地纷纷表态，第二天要重新往上爬，一定要见到53号运输机。其实，出发前，严江征预计5至6天可到坠机点，就按照7天来准备食物——在任务完成时应该还有30%的富余。可民工们犯经验主义，认为直线7.7公里很快就能到，不愿背那么多食品，被迫将部分物资遗留在片马丫口，导致后面的行程节衣缩食。“有几天，我和叶研两个，每人、每天只吃一根最小号的火腿肠。”
严江征想，当年，53号运输机的机组人员或许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假如他们坠机后侥幸生还，也极有可能因为弹尽粮绝而无法走出这密林。第二种可能，是他们打算返回中国军队所控制的区域，只能向东走到达怒江，从山里走出来，却被日军巡逻队发现、杀害。第三种可能，是在泅渡怒江的时候，因体力透支，被江水吞噬。严江征在出发前便嘱咐队员，准备好祭品：一瓶白酒；一罐可口可乐——这是当年给美国飞行员配发的物资；两包骆驼牌香烟。而鲜花，则是从高黎贡山采摘的几枝盛开的杜鹃花。探险队计划在到达坠机地点后，搞一个简单的祭奠仪式。1997年6月21日下午14点多，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探险队魂牵梦萦的53号运输机残骸赫然眼前。
机身依旧可见清晰的C53字样
它的原始状态相对较好，但机头驾驶舱和机身是断裂开的。韩文斌根据现场的地势和飞机的残骸状况，初步判断当时应该是高速旋转的螺旋桨飞出，把驾驶舱和机身给切开了。飞机在坠落的时候，极有可能贴着山脊一段相对平缓的斜坡，用机腹滑行；滑行之后，又弹跳起来，再拍下去，底下那棵高大的杜鹃树，把飞机的整个右翼给戳穿了。与其说坠落，不如说53号运输机在高黎贡山的山脊上做了一次高难度迫降。
“找到53号C53运输机”——这个长达53年的愿望，今天终于部分地得偿心愿，80岁的汉克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老人俯身亲吻着机身，随后转到驾驶舱，检查开关、座椅、保险带，口中念念有词，或许是在进行专业分析，或许是喃喃自语。随即，老人脸上浮现出哀伤的神情。现场默契地寂静下来，没有一个人向老人提问，或交流——严江征交代过，不要打扰汉克斯，给他一些时间，享受“重逢”的一刻。从机舱走出来的汉克斯，环顾四周，找不到昔日战友遗骸或遗物的任何痕迹，千头万绪化作一声叹息：时间湮没了许多东西，也让53号运输机机组的结局无法复原。他们，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远离家乡，在这片长达八百多公里的深山峡谷、雪峰冰川，冒着不稳定的高原气流，强行穿越敌军的空中封锁，永远消失在这里。他们这个群体，是一群平凡却又不凡的英雄，值得世人永远缅怀。严江征无数次被问及，这次考察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就是找到一堆飞机残骸吗？若仅如此，完全没必要冒着一系列风险，带上老汉克斯。“我们所要寻找的，并不仅仅是一堆冰冷的金属碎片。我们需要搜寻和发掘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历史，是战火中细节的温度。”“不管机长福克斯在他的国家、他的家乡，有没有名气，但是他参加了我们中国的抗战，在中国牺牲，这样的人，我们应该给予他足够的尊重。”
探险、考察结束后，严江征请摄影师在美国，对福克斯的家乡进行了一次寻访。那是德克萨斯州西北角的一个小城达尔哈特，周围都是牧场，没有名胜古迹。摄影师拍摄了五十几年前，福克斯离开家乡所乘火车的铁路——如今已报废，周边芳草萋萋，只有觅食的鸽子，造访着附近的谷仓。在达尔哈特的博物馆，福克斯当年的同学、朋友聚在一起，听了汉克斯关于这次探险、考察的演讲。摄像师在拍摄的时候，旁边有人悄悄提醒：“人群中那位头发花白的女士，正是福克斯当年的女友。”福克斯是独生子，他的父母过世后，在达尔哈特的小镇只留下一块刻着“FOX”的墓碑，两边是他父亲母亲的名字。汉克斯恭敬地把从坠机现场带回的一块53号运输机的残片，端正地摆放在福克斯父母的墓前。2002年10月，中国探险协会策划、筹备，由时任中国最高领导的江泽民主席题词的福克斯铜像，被隆重地送回福克斯的家乡，象征斯人魂归故里。在策划之初，许多人不敢相信，中国的国家元首会给一名普通的美国军人题词。只有严江征胸有成竹地说："95%可行，而那5%的不可能，是因为秘书没把这份申请报告放到领导的办公桌上。”10月22日，由中国探险协会策划、筹备，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和美国布什总统图书馆联合主办的“驼峰航线”飞行员吉米 · 福克斯纪念铜像揭幕仪式及“驼峰航线”纪念图片展在美国休斯敦布什总统图书馆隆重举行。中国航空公司联谊会、驼峰空运协会、中印缅战区联谊会、14航空队联谊会、飞虎协会等美国的老兵组织中大批老兵都专程出席活动，他们对中国这一充满人情味的相关安排非常感动。
给铜像揭幕的，除了汉克斯，还有一位特殊友人彼特。他是当年和福克斯同日执行同一任务的飞行员之一。彼特驾驶的飞机跟在53号运输机之后，亲眼目睹了它被一股气流卷下去。因为酷爱摄影，彼特在空中拍照时，竟意外地为53号运输机留下了最后的珍贵照片。10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访问美国期间，专程来到休斯敦，与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先生在“驼峰航线”飞行员吉米·福克斯纪念铜像前合影留念，并发表重要讲话。2005年12月，怒江“驼峰航线”纪念馆在片马镇正式落成，对外开放。经过拼装、修复后的53号运输机残骸，安放其中。53号运输机见证的是人类抗战史上的闪光一页，两个在地球不同位置、有着不同文化的国度，面对共同的敌人，并肩作战，淬炼下弥足珍贵的友谊。岁月荏苒，英雄、航线、军机或许会消逝，但那段烽火岁月所展现的“人类对亲情与友情、对和平与正义的永恒追求”，彪炳千秋，永留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