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侵华日军兵要地志揭秘——100年来日本对中国的战场调查》出版之前，学术界没有真正关于侵华日军兵要地志调查的课题研究，连日本人自己也没有。不过，却有一个中国人坚持调查研究了35年。兵要地志，顾名思义，和用兵作战有关，指对有关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地形﹑交通﹑气象﹑水文等情况记录在案，编撰而成的军事情报资料。日军的这些兵要往往标有极密、秘密字样，每个相关作战师团也只有4册，日军在战败投降后，下令将这些机密资料连同军旗全部烧毁，战争中我军缴获很少，十分珍稀。沈克尼对这些资料的搜集和编整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也填补了中国兵要地志和中国军事地形学的起源、发展脉络等课题研究的学术空白。本期，同为著名军史专家的萨苏，将与沈克尼一起就“日本兵要地志”这一主题展开牛人漫谈，揭秘百年来侵华日军的野心，以及甲午战争、“二战”中重大战役成败疑云。日军侵华野心蓄谋已久
甲午战争前十年清朝文官已识破阴谋
“如果没有1884年邓世昌的仁川登陆，甲午中日战争可能要提前10年。”沈克尼通过研究发现，日本侵华的野心，早在甲午战争前10年，就已被一名中国文官看穿。清光绪六年（1880年），姚文栋受命担任清政府驻日公使黎庶昌的随员，在与日本朝野人士相处中，他敏锐地察觉，日本政府的野心绝不仅仅是朝鲜，而是“清国”。当时的日本已经将《兵要日本地理小志》这种带军事性质的材料作为小学课本，超乎寻常的国防意识，似乎也在预示着这个国家军国主义的走向。居安思危的姚文栋，将《兵要日本地理小志》等相关书籍翻译成中文，并根据中国地方志的特点，加入兵备、驻军、火炮、薪饷等信息；旅途关注日本军官交谈，将听到的军情记录下来。他将千方百计搜集的关于日本的这些情报信息于1884年编撰成《日本地理兵要》，希望印给北洋水师各营。▲后来沈克尼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日本地理兵要》，上面可见“臣之洞印”，另有一条子写着：送白米斜街南皮张宅，也就是说这本书是呈送张之洞的。姚文栋只是一名普通外交人员，没有人指示他做这项工作，足见其远见卓识与报国赤诚。朝鲜局势动荡之时，中方应朝鲜要求派兵前往仁川，邓世昌带着中国最好的军舰“扬威号”“超勇号”出发，迅速登陆仁川港。同一时间，日本也闻讯前往，但船迟了一天才到，争夺已被中方把守的海口而不得，只好放弃了对朝鲜的干涉。谁也没有想到，短短十年，曾经装备精良、声名远播的北洋水军，这么快享受完了自己短暂的辉煌。仁川登陆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登陆的地方有一段路遍地都是尖石，清朝队伍正犹豫不前之时，突然，有一名官员做了个了不起的举动——率先拔出剑来，跳下去，踩着尖石往上冲——他的名字叫袁世凯。而为仁川登陆绘制地形图的人，叫冯国璋。兵要地志中鲜为人知的细节，如今品来，难免唏嘘。有人说，如果清朝重用姚文栋，以他对日本海陆攻击通道的了解，历史完全可以改写。不管在中国还是日本，当时对兵要地志比较熟悉的一批人，最后都成为了那个时代举足轻重的人物。比如中国北洋军阀时期的几大巨头冯国璋、段祺瑞、吴佩孚，日本“二战”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等。沈克尼解释到，兵要地志是拟制作战计划的基础，是司令部的业务，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这些人都在日本的参谋本部以及陆军大学任过职，研究中国的兵要地志，而且还亲自来过，熟悉中国的战场情况，因而有了作战优势。也正是他们，对中国欠下累累血债。比如，日后成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曾在孙传芳的部队里当过顾问，借机窃取地图。孙传芳兵败后，枪林弹雨中仓皇出逃时，冈村宁次把所有东西都扔了，但唯独这套华中1:50000的地图揣在怀里。这批地图，乃至对中国兵要地志的了解，在侵华战争中，发挥了作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已经做了大量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侵略的准备工作。兵要调查，便是其中重要一项。当时中国的南满铁路已被日方控制，他们每年在控制地区举行“参谋旅行”，也就是派军官沿途一边走一边记录，包括驻军、补给、山川河流等，以便在作战的时候尽快控制这些地区。中村震太郎是日本参谋本部的陆军大尉，他曾乔装进入我国黑龙江地区，以及在我们的军事禁区扎兰屯、呼伦贝尔一带，进行测绘、搜集当地信息，用于编撰兵要地志。▲中村震太郎与井杉延太郎在中国东北乔装侦察兵要地志中方也清楚兵要地志的重要性，在呼伦贝尔抓到中村震太郎后，便将他以间谍罪处决。这一事件在日本引起了很大反响，日军意识到中国居然有抵抗侵略的意识和准备，于是加快了侵略扩张步伐。仅仅过了不到3个月，日本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中国东北很快沦陷。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最后沦陷的是虎林一带，呼伦贝尔也一直坚守到了1932年12月，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年零4个月。萨苏分析，除了日军有它的攻略重点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村震太郎被杀后，他们对这一带的兵要地志并不十分了解，进攻时不敢打得那么快。凭借兵要地志做得详尽周全，日本在侵华战场连连告捷。但，成也兵要，败也兵要。“日本的军方以及史学家认为，是兵要地志调查不够，致使日本在二战战败。”沈克尼说。日军第25军的情报参谋，曾悲叹太平洋战争的失败是因为兵要调查不到位；冈村宁次在自己的日记和回忆录中，也批评过日本武官重视军阀之间的人际关系，而忽略了用兵的地形。的确，纵观“二战”期间日军几场重要战役的失利，与兵要地志不无关系。冈村宁次在进攻庐山的时候，遭受重大损失，他在日记里专门写到一句：日军的兵要地志中，极为重视战场的卫生和饮用水，甲午战争时期，他们就曾因为水土不服导致病死的人员比阵亡的还多；气象，也是日本兵要地志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冈村宁次进攻湖南时，最后用的就是满铁调查部的气象资料，他认为兵要地志中记述得不够详细。此外，战场的生存条件，也是兵要地志中不可忽视的一环。日军曾经在瓜达康拉尔岛全军覆没，沈克尼后来在调查中找到《瓜达康拉尔岛兵要地志图》，发现里面对于战场生存条件的记录只有一句话：海边有椰子。记录的缺失、不全，导致日军上岛后才发现，自己登陆的时间不对，恰逢涨潮，军队无处容身；断粮后，岛上又没有可食植物，发生军队饥荒；再加上火力不足，最后被美军消灭。兵要地志曾助长了日军侵华的狼子野心，也终结了它称霸扩张的进程。为了探索14年抗战中非常重要的寒区生存经验，沈克尼与萨苏曾经一起到绥芬河寻访抗联的营地，结下了“同吃草”的友谊。▲萨苏（左）与沈克尼（右）在长白山尝抗联吃过的野菜
“当时有个课题叫寻找二战最后战场，需要到东宁要塞进行考察，也是在这次考察中，让我看到了沈先生作为一个兵要地志专家，不仅在理论上造诣高深，同时将理论应用于实战的能力也令人惊叹。”萨苏表示。搜寻1943年八路军战俘起义地点是这次考察的任务之一。然而，七十多年过去，事件亲历者、见证者相继离世，战俘劳工营能不能找到仍是未知。
▲日军记载八路军战俘发动起义的档案
考察队从东宁文管部门那里获得了一张解放之后绘制的等高线图，可许多标注令众人困惑不已。沈克尼仔细研究过后，分析道：“修筑这个工事，需要建材、河沙、石子，他们不可能舍近求远，应该是在河滩附近，也就是地图上等高线比较稀疏的一侧。”果然，沿着他的指向，考察队在小乌蛇沟河对面找到了当年的战俘劳工营旧址。
接下来的胜宏山要塞搜寻，同样如此。
地图上有一处标注“夕阳丘”的地方，在实际地形中的位置令众人感到困惑：太阳从西方落下，为什么把东方的山叫做“夕阳丘”呢？“二战”中的日军是一支精兵队伍，怎么可能东西不辩？“直到考察后期，我们才参详出它背后的含义：日军应该是以他们观察的位置为参照，也就是说他们从东边看过来，所以东边一定有特殊的工事或地点在那里。”“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地方，完成了我们这次寻找二战最后战场的使命。”▲二战的最后战场，1945年9月1日，日军的最后一个少将鬼武五一带领他的部队从胜宏山要塞出来，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算正式落幕。
萨苏后来笑着感慨，在科考中，有一位懂兵要地志的专家，会让考察事半功倍。▲考察侵华日军东宁要塞期间的沈克尼（左）和萨苏（右）“尽管探险不要求会做兵要地志，但进行每一次探险前，要像做兵要地志一样了解所去地方的人文、地理等情况，否则探险就变成了冒险。”研究日本兵要地志以及中国军事理论的这些年，他也经常行走山川，将走与读相结合。
▲沈克尼应邀前往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并和出席会议的俄罗斯前国防部长加利耶夫大将相谈甚欢。
《侵华日军兵要地志揭秘——100年来日本对中国的战场调查》一书中，涵盖了不少第一手史料和实物，如侵华日军《四川省兵要地志概说》《平阳镇兵要地志概说》、航空相机和教材，以及《步兵操典》《作战要务令》《陆战教范》等“典范令”。同时也揭开了不少历史谜团，比如引述百年前日本兵要地志，证明钓鱼岛不是日本所属。疫情期间，沈克尼又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试说俄军兵要地志》《台湾兵要地志图》的研究、评述，但没能及时收录书中。对他而言，侵华日军罪证一日未完全昭然于世，他个人的“抗日战争”便一日没有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