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家小传

叶研

《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曾任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

中国探险协会名誉副主席

曾任中国探险协会常务理事

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理事

身为记者，叶研用镜头和文字，见证并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同时自己也成为时代信息的载体，留下了年代深深的烙印。

他的世界藏着太多珍贵的历史记忆。今天我们要从叶研的宝库中翻开的这一段，便是关于中国人第一次组队到达北极点，以及在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获得一席之地的一段探险之旅。重拾那个时代的符号，散落在个体身上的一些故事。

“他们到了。”

北极点科学考察队副总领队刘健扶着座椅背，一脸喜气洋洋地宣布，神色颇像婚礼上的新郎倌。

话音刚落，4号机舱内一片欢呼，粗犷的吼声盖过了飞机引擎的噪音。

简单的四个字，无需解释，所有人立刻明白：冰上队到达了北极点！“他们到了”让他们清晰地意识到某个历史时刻的到来。

机上的叶研看了看手表，北京时间10时55分。

此时飞机前方的北极点冰面上，一片人欢犬吠。

这一天是1995年5月6日，中国的科考队第一次到达北极点。彼时的中国，在北极事务中还没有获得国际话语权。

只有加入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才有资格参与北极地区国际事务。而要加入这一国际组织，至少得满足两个条件：一批相当数量的北极科学论文，一次有组织、成规模的北极实地科学考察。

因此，为中国创造进入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的条件，成了此行每个北极点科学考察队人员身上的家国使命。

北极科考战略意义重大。北极在全球变化的研究中地位举足轻重，而中国又是北半球国家，北极地区的气候环境直接影响中国的气候与环境变化，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参与北极事务，攸关国家利益。

一小时后，4号机降低高度，准备降落，同已经行进至北极点的冰上队会合。叶研透过机舱窗口，看到冰面上稀稀拉拉站着冰上队员，每人间隔五十米左右，排成特定队形，指示飞机降落的跑道。看着地面上队友们的小小的身影，平时成熟稳重的叶研，仿佛一下变回年轻时的热血少年，止不住“臭激动”。

事实上，每个人都相当“臭激动”，会合后，大家与冰上队员互相拥抱，将五星红旗插在北极点。

队友告诉叶研，北极点就在2号机和3号机的连线中间。

从机舱窗口拍摄的北极点冰面∆

飞回雷索柳特基地后，转眼忙活到了北京时间7日凌晨1点，基地其他记者都在忙着收拾行李准备转机，叶研忽然想起得尽快把这个最新消息发回报社。这个点，还赶得上凌晨报纸开印。

他打开电脑，敲到一半，担心电脑值班人员已经下班，便丢开电脑，直接拨通北京长途，得知“所有远程传输设备都已关机”，于是叶研干脆口述消息：

“北京时间6日上午10时55分，中国北极考察队终于停止前进，他们无法再向北走。从他们立足所在，作任何移动，无论前后左右，都是向南。北在这里消失了。……”

几小时后，北京时间5月7日的中国青年报带着考察队到达北极点的消息从全国各印刷点送往邮局发行。中国青年报是唯一及时发稿的新闻媒体。

写稿中的叶研∆

在北极13天极昼的日子里，叶研左右手腕各戴着一只表，左手是北京时间，用来掌握发稿时间；右手是加拿大中部时间，也就是北极点所在区域雷索柳特的当地时间，用来控制作息。只是由于没有日出日落，有时就算右手时针指在8点，也得费点劲才能弄清是上午8点还是晚上8点。

”这时，我已近50个小时没睡觉了。”叶研说，“在那个面向世界的年代，冒那个险、吃那个苦、干那个活，必须有意义、有价值。”

隔年，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宣布，根据中国1995年北极实地科学考察活动的成果，审议通过接受中国为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会员国。

中国终于获得北极事务中应有的一席。

1995年5月6日，中国北极科学考察队到达北极点的部分队员∆

1995年5月6日，中国北极科学考察队到达北极点的部分队员∆

1995年加拿大当地时间4月23日，在雷索柳特飞往北纬88°的候机室，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考队总领队位梦华正在公布冰上队入选名单。对全队来说，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有那么点古代将帅出征作战前点兵点将的意味。

上冰，是所有队员的梦想。

这在国内是颇受关注的新闻，按照新闻惯例，相关人物见报需要配照片。但在流行大哥大的90年代，网络传输十分受限，只有传真和电脑远程点对点传输，传不了照片。

早已预料到这点的叶研，在出发前就已特地拍好所有北极科考队员照片，并编好号码，叮嘱后方编辑，届时按自己传回的号码找出上冰队员照片配发到报面上。

于是，在冰上队员名单出来后，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即在发出《北冰洋点兵（副标题：七名队员将进发北极点）》的消息的同时，配发了7人的照片。

上冰队员名单中，没有叶研。当时恰逢中国电视媒体兴起，纸媒日渐式微，处于让位于电视媒体的历史转折点。不能上冰的人员留守基地，为上冰的队员们提供后勤保障。

同样“落榜”的方精云、牛铮等几位年轻科研人员，在基地展开各自的科研采样。过程中，少不了一些体力活，这时身为老大哥的叶研，便心甘情愿地干起了跑腿的活儿。

牛铮说想拉根电线，测量“极地哨声”。叶研不懂什么是“极地哨声”，但换了运动鞋，背上电缆，就爬上了约十七米高的发射塔帮忙搭线。单薄的铁塔，只有几根铁丝拉紧固定。

叶研上塔顶搭线∆

方精云说要收集动物粪便，挖雪层下的北极柳、苔藓，叶研又抡起铁镐，一干就是四五天。

挖苔藓那天，不巧遇上暴风雪。同行的三个人，在绕过一个大冰缝的时候，叶研与其他两人走散。由于风雪太大，又戴的毛线帽、滑雪镜，根本看不清周围情况。

叶研心下想起许多人在暴风雪里走散，偏离目的地越来越远，最终冻死的故事。好在有惊无险，他安全回到服务中心，跺了跺脚上的雪，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凿冰取样时，通常情况下，冰坑挖到1米深以后，在坑底留出一半作为平台，另一半接着挖。这时候，工具不好使力。方精云等只能穿着衬衫，跪在平台上，探身往下用大缸子舀。坑小直不起身，坑里的人只能侧着身子，把缸子递给上面的人。每挖10厘米，方精云就沿冰坑壁取样一次。每次用卷尺量着冰坑壁，敲下冰块。为了防止样品污染，只能摘了手套，把手用雪洗得惨白，再把敲下的冰块装进塑料瓶里。

回到服务中心，方精云隐约表示挖的冰洞不理想，或冰洞的位置不理想。于是，第二天，大家换个位置又开始凿冰坑。

挖到下午5点，坑深处2.2米时，已经能够看到冰坑四壁幽蓝，若有荧光。众人估计冰层就要被穿透，不忍放弃。叶研甩了羽绒服跳进冰坑，举起钢钎连凿十来下，坑底突然喷溅出一股冰水，继而出现一个水洼，最后海水如泉怒涌。不足一分钟，海水漫到离冰面10厘米处，方才停了下来。

有人尝了一下水，咸度高于低纬度海域。测水温，-1.8°C。

后来遥感中心科学家查理斯•利文斯通向方精云询问了取冰的地点和冰层深度，对照已成像的孔沃利斯岛的遥感资料，说：“很有可能是多年冰。”

听了这话，大家方觉欣慰，这一天总算没白干。

自然界中的冰雪，是记录环境、气候变化及人类污染信息的良好载体。两极地区是半球尺度内大气对流层传输的交汇区，是冰雪化学研究的理想场所。中国已经在青藏高原和南极冰盖的冰雪化学研究上取得进展，如果得到北极地区的冰雪样品，则有利于完成“三极”冰雪对比研究，揭示北极大气环境和北半球人类污染的一些特征。

方精云的冰雪取样可以和进入北纬88度线的冰上队员的取样互补，形成多课题研究的共用资料。

那天晚餐，体力消耗过大的叶研，先是一口气干掉5块猪排，后又拿了7块，不紧不慢地吃完。

在科考队上冰的13天，除去3次往返飞行，一共也就七八天的样子。这段时间叶研几乎都在帮科学家们干活。

“人家干的是科考的正事儿，这时候仿佛新闻在我眼里都是其次。”作为一名为新闻打拼了几十年的记者，叶研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想，但在许多新闻现场，在专业研究人员面前，这想法的确经常冒出来。

后来没几年，方精云被评为中科院院士，中国最年轻的院士之一。

“我早就看出这小伙儿不简单。”叶研笑着说。

北极科考探险之旅一共13天，期间基地队员三次飞往北冰洋，为冰上队运输补给。

第一次是基地队员送冰上队员到北纬88度，88度线是冰上科考的出发点。这一带，冰面地形起伏，冰块参差不平，积雪白得扎眼。

冷，是88度线留给的叶研的印象。

中央电视台记者王卓，在一架双水獭机头前录口播新闻，一句话录了20遍才成功。因为长时间的连轴飞行，脑子老短路，加上气温低，嘴皮子冻得也不利落了。

卸完物资、雪橇和雪橇犬之后，叶研原本打算再采访一下冰上队员。但是天气实在太冷，录音机不工作，低气温条件下圆珠笔、钢笔都不出水，准备好的自动铅笔写起来也不流畅，加上看到采访对象都在紧张忙碌着，采访念头便也就此打消。

把雪橇和雪橇犬卸在海冰上∆

把雪橇和雪橇犬卸在海冰上∆

那天记者们在88度线的收获都不大。不过，叶研仍惦记着帮方精云采集冰雪样本的事儿，在飞行途中趁飞机加油的空档，取了个样，总算有点收获。

叶研帮方精云采集冰雪样本∆

由于冰情复杂、天气恶劣，88度线第一个纬度的考察、行进用了8天时间。

临近89度线，地形与环境更加恶劣。考察队沿途遇到20多条冰缝，其中较大的5条，使用浮冰搭建浮桥才能通过。同时，在多波特环流和北极洋流交汇造成的剪切带，大片海冰瞬间挤压、裂开，考察队不得不从89度线向东南方向迅速急行军转移规避，回撤至88°57′，转向东北再转向西北至89°03′处宿营。

冰上队过冰裂缝∆

综合考虑过后，计划在89度线补给的飞行，只好延后几日。

第二次飞往北冰洋，往返89度线途中，叶研从飞机俯瞰地面，机翼下的海岛、海面被白色统一，海水在冰缝中反射着阳光。岛屿没有树木，冰雪顺着山形向下缓缓流动，形成一道道冰川。有的地方，一个镜头取下的画面，竟汇集了三条冰川吐出的舌头。

科考队前两次飞北冰洋实地拍摄的电视图像，在雷索柳特编辑后，由中央电视台编辑智卫乘机送到加拿大北部黄刀镇。黄刀镇有电视发射设备，可以转发到北京的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约有数十次报道了中国首次北极点科学考察期间的消息，《焦点访谈》专题也做了4期，掀起一阵新闻热潮。

89度线再往北，冰情较好，冰缝少，冰面平坦，行进比第一个纬度轻松。科考队只用4天就抵达了北极点附近，距北极点18.52公里。眼看胜利在望，全队不论冰上或基地，心情都很放松。

冰上队中的刘少创第一个测到北极点，队员们围着他手中的GPS。因为冰层在小幅度漂移，GPS显示一直有微小变化，待稍微稳定的时候，刘少创再次报读数“北纬90度”，队长李栓科朝天鸣响信号枪，宣布：“到达北极点！”

这一消息通过无线电实时传送给了正在赶来会合的基地队员那里，于是有了开头一幕4号机舱与北极点冰面的一片沸腾。

叶研从北极传递出来的，不止科学考察队的科研过程与成果，同时也让国内许多人第一次了解到一个不一样的北极。

中国青年报当年发表过一篇报道《这根蓝针代表我》。背景源自雷索柳特的纳维尔北极服务中心。这是一个类似旅馆的地方，在北极点考察期间，基地队员除了3次运输物资前往冰上队营地，其他时间都住在这个“小旅馆”里。

它的一楼有个小邮政亭子，亭子的木墙上有一张世界地图，一个标签插在雷索柳特，用英文写着“你在这里”。所有落脚此地的人，都用一枚彩色大头针插在图上标明自己来自何处。

美国那片大头针比较密，其次是西欧和中国，赤道南边只有4枚。中国的彩色大头针占了亚洲的一大半，有数十枚。叶研拿起一颗蓝色大头针，插在了北京的位置。

往来纳维尔北极服务中心的人群多为探险家、科学家和旅游者。在通向传真室的门上，贴满了来往的各路人马的队标或其他什么标志。

 “把咱们的队标也贴上去。”叶研提议。

斑驳陆离的门上，128个五颜六色的标志，变成了129个。

距雷索柳特8公里处，有一个因钮特村。那里有一个印度人开的旅馆，是除纳维尔北极服务中心外另一个外来人员过往北极落脚的地方。

旅馆内设有短波电台提供通讯服务，副总领队刘健每天带着记者去旅馆和冰上队通话。有时大伙瞎忙，刘健就一个人去，回来给大家传达通话内容，记者们就根据传达内容写报道。

因钮特村是1953年建机场时从哈得孙湾移居来的居民的聚居地。移民中有6户因纽特人。40多年间，全村发展到500多人。外界对因纽特人的另一个不太严谨的称呼，也许大多数人更为熟悉——爱斯基摩人。

大家对爱斯基摩人容易有活得非常原始的刻板印象。其实不然，这里的房子与生活，在当时就已经非常现代化，村民的房间取暖、做饭、洗澡、电视、电话等设备非常齐全。

当地有一所学校，算是山坡下面较大的公共建筑，学制为9年，3个班，50多个学生，4位白人教师。学生在这里受义务教育，愿意的话可以经过普通教育后通过多种考试进入大学。和国外许多学校一样，教室里学生随意坐，随意提问。只是下课后没有像样的操场，学生们跑出教学楼，就可以在雪坡上玩雪橇或骑山地车。

学校∆

课堂上∆

因钮特小孩∆

此外，村里还有一间小教堂，大约有50平方米的活动面积。另一座较大的公共建筑就是邮局兼超市了，枪支钓具、墨镜手套、日常生活用品，货物一应俱全。

因纽特人渔猎习俗犹在，只是枪支取代了长矛，摩托雪橇取代了狗拉雪橇。政府每年给北方少数民族下发各种野生动物的猎杀配额，如几头鲸、几头海豹、几头北极熊，以确保兼顾当地居民的生活与生态平衡。

伴随着国际旅游业和北极科考活动的发展，村里人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虽然不一定是管理性质的工作，且带有较强的季节性，但毕竟因纽特人有了渔猎之外的“新工作”。

05

从1995年1月在松花江参加中国北极科学考察队封闭式冬训，到驻扎北极地区基地，叶研的一路体验了多种角色，新闻记者、科考队员、物资运输员，杂活、体力活、技术活一样没躲过。正如他走过的路一样。

记者的宿命，或许终是要与自己的镜头、笔头融为一体，从一堆不同的角色体验中，为行进中的时代挖掘、辨别并最终承载起一点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