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1949年到2024年，是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励精图治的75年，也是全国人民奋发图强的75年。从建国初期艰苦卓绝的奋斗，到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及至党的二十大，接续奋斗，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我国的发展站在了更高的历史起点上。
为向共和国75周年诞辰致敬，中国探险协会联合鸿蒙智行，隆重开启2024“鸿蒙智行丈量祖国大美山河”环国境线探险活动。
2024“鸿蒙智行丈量祖国大美山河”环国境线探险活动，以北斗七星命名了7支车队，每队7辆车，将从7条不同线路的起点出发，首尾相接，历时15天至20天，途经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1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普兰、霍尔果斯、红其拉甫等16个边境站点，全程3万余公里，最终回到北京永定门，完成本次环国境线探险活动闭环。
车队的行程，除3条国道，还将抵达边境的乡道、县道，打卡部分重要边境国门、哨所，行程中将遇到江河、雪山、草原、沙漠、戈壁等各类地形、地貌。
10月4日，7支队伍之一的天权队，来到位于G219国道的古措村，通过那里的珠峰观景台，远眺“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
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交界处的珠峰，被誉为镶嵌在中尼两国边界线上的耀眼明珠，不仅象征着两国的交往和友谊，更见证了两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
从中国人1960年第一次从北坡登顶开始，珠峰就成为中国登山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先后承载了国家登山和民间攀登的发展和变迁，这其中既有宏大叙事，也有个体追求，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动人的瞬间。
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罗静在本次活动中讲述珠峰下小镇的小康生活这便是珠峰永恒魅力的体现，正如参与此次活动的天权队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罗静所说：“珠峰就在那里，特别梦幻！”
正因“梦幻”，才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赴后继。那么，中国攀登珠峰的历史，都经历了哪些阶段？又发生了那些关键性事件呢？本文将一一为您揭晓，阅读完全文大约需要6分钟。
作为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不仅是人类挑战极限的圣地，也是人类探索精神的缩影。这座位于我国和尼泊尔边境上的山峰，是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主峰，位于东经86.9°，北纬27.9°，是一条近似东西向的弧形山系。美国登山家乔恩·克拉考尔（Jon Krauer）说过：“一旦珠峰被确认为地球的最高点，那人类决定登上它，就只是时间问题。”1852年，英属印度测量局在喜马拉雅山脉发现了这座被称为“15号山峰”（PeakXV）的世界最高峰。14年后，在当地称呼不详的情况下，时任英属印度测量局局长安德鲁·史考特·华欧（Andrew Scott Waugh）将其命名为“艾弗瑞斯特峰”，以纪念前任英属印度测量局局长乔治·艾弗瑞斯特（George Everest）。此后的外国文献中，珠穆朗玛峰就被叫做‘Mount Everest’。人类有记载的第一次探索珠峰，发生于1921年。这之后，人类不断尝试登顶珠峰，直至1953年5月29日，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和尼泊尔向导丹增·诺尔盖(Tenzing Norgay)首次从南坡抵达世界最高点，开启了珠峰攀登新纪元。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借助上世纪90年代商业攀登的发展，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完成登顶珠峰的梦想。中国人则于1960年5月24日第一次登顶珠峰，不仅拉开中国人攀登珠峰的序幕，更开启了人类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历史。回望过去，中国人的珠峰故事，不仅折射了我国现代登山运动的发展，更见证了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起初，人类对珠峰的探索始于北坡，但迟迟未能成功，所以，西方登山者逐渐将珠峰北坡形容为“鸟都无法飞越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禁止外国登山队在西藏地区登山。1950年，尼泊尔对外国人开放边境，西方探险队开始从南坡攀登珠峰。1953年5月29日，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和尼泊尔向导丹增·诺尔盖(Tenzing Norgay)成功从南坡登顶，实现人类对珠峰的首次征服。
埃德蒙 · 希拉里（左）和丹增 · 诺尔盖（右）从南坡登顶珠峰 图源：网络
1955年，我国与尼泊尔建交，虽然双方暂时搁置领土边界等争议，但后来，尼泊尔还是表达了想要将珠峰全部占为己有的意图，并大肆宣扬“人类从南坡首次登顶珠峰”，其目的不言而喻。从历史上说，我国对珠峰的主权具备法理依据——早在清康熙年间，理藩院主事胜住、喇嘛楚尔沁藏布和兰木占巴就对它的位置和高度进行了初步测量，并于1719年在《皇舆全览图》上详细标注了珠峰的位置、四周边界，而名称“朱母朗马阿林”，“朱母朗马”藏语意为“第三女神”，“阿林”为满语“山”之意。清《皇舆全览图》中关于“朱母朗马阿林”的绘制 图源：网络
当然，珠峰也承载着尼泊尔人民深厚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情感，被视为“神山”。我国希望与尼泊尔和平解决珠峰的边界线争议问题，但考虑到对方想独占珠峰，完成从北坡登顶珠峰成为一种必然选择。恰好是在1955年，新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登山者许竞、师秀、周正和杨德源，到前苏联学习登山技术，拉开了我国现代登山的序幕。不久，中苏共同组队，成功登顶前苏联境内海拔6773米的团结峰和海拔6780米的十月峰。1956年，新中国第一届登山训练班在北京举办，培养了我国最早的一批登山运动员，并组建第一支登山队——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这支登山队于1956年4月25日登顶秦岭主峰太白山。不过现实是，那时的中国登山运动尚处起步阶段，人员、技术、装备和经验都存在很大不足。因此，前苏联扮演了“导师”的角色。但与此同时，前苏联也暗藏私心，欲联合我国从北坡攀登珠峰。早在1955年，前苏联方面就提出该想法，后来又屡次向我方表达愿景。直到1958年，我国才正式接受前苏联的建议，双方联合制定了攀登珠峰的时间表——1958年侦察，1959年试登，1960年登顶。本来一切按部就班，我国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伴随中苏关系恶化，前苏联逐渐变得消极，直至结束合作。面对此情况，我国并未停止攀登珠峰的计划，因为它早已超出登山的范畴，成为一次彰显国家实力的行动。“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任何人也休想卡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这是1959年，在中苏关系走向决裂，中苏联合攀登珠峰活动搁置后，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对中国登山队鼓劲的话。
1960年2月，我国正式组建214人的中国珠峰登山队，其中192人组成先遣队，先行建立大本营，并分别在海拔5400米、5900米和6400米处建立营地，同时还将物资运送到营地。1960年5月，中国登山队队员在海拔7150米的冰雪坡上行进 图源：新华社正式登顶前，登山队还进行了三次“高山行军”——除了适应高海拔环境外，还继续运送物资，并建立了四号营地和突击营地。1960年5月17日，登山队第四次“高山行军”。5月24日上午，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和刘连满开始突击登顶。5月25日凌晨4点，王富洲、屈银华、贡布摸黑登顶，完成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从珠峰凯旋的屈银华（左）、贡布（中）、王富洲（右） 图源：新华社这次登顶，不仅是我国现代登山运动的重要里程碑，也促成了我国现代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1961年10月5日，我国和尼泊尔签订《中尼边境条约》，明确珠峰归属权：北边归我国，南边归尼泊尔。1975年，随着国家经济和体育趋向黯淡，我国再次组织珠峰登山队。尽管经历了副政委邬宗岳滑坠牺牲、多人受伤和患病，1975年5月27日，中国登山队罗布、罗则、侯生福、桑珠、大平措、贡嘎巴桑、次仁多吉、阿布饮和潘多成功登顶珠峰。这不仅回击了一些西方媒体对我国1960年登顶珠峰的质疑，还给全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精神鼓舞。潘多则成为世界上首位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女性。在这之后，随着经验越来越丰富、技术越来越精进，中国国家层面的登山运动进入相对成熟阶段。随着改革开放到来，我国登山运动逐渐走向国际化，中国登山协会也开始接待外国人来华攀登珠峰。1988年5月5日，我国联合日本和尼泊尔从珠峰北坡和南坡同时攀登，首次实现南北双向跨越珠峰。这也是人类首次从南北两面攀登，在珠峰峰顶实现会师，堪称世界登山史的一大壮举。参加中日尼三国双跨珠峰的中方登山队员，自左至右分别是次仁多吉、仁青平措、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国家层面的登山活动逐步减少，中国登山协会开始更多致力于推广登山运动，出台相关规范和标准，组织专业培训。当然，国家层面的珠峰任务也依然存在——比如2003年我国联合韩国纪念人类登顶珠峰50周年活动、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珠峰传递活动和2023年“巅峰使命”珠峰科考行动等。我国联合日本和尼泊尔于1988年5月5日实现南北双向跨越珠峰时，现任深圳登山协会常务副会长的曹峻还是个高三学生，这是成长于洞庭湖边的他，第一次了解登山运动。“我的家乡在洞庭湖边上，那里没有像样的山。”曹峻接受中国探险协会采访时说，“最高的山，海拔可能也就一百多米。”
“直到来北京之后，我才开始体验到登高望远的感觉。那种感觉，还是挺让人兴奋的。”1989年，著名冰川学家、北大教授崔之久从北极归来后，开了一堂讲座，指出了雪山攀登对国家的意义，并呼吁：“难道中国大学生就没有一点冒险精神？北大学子就不能挑起这个重担？”很快，北大学子李欣、刘劲松和陈卫华等人开始组建北京大学登山协会（后更名为北京大学山鹰社），曹峻也加入其中，成为创始社员。同样是山鹰社创始队员的是后来于2023年5月18日在珠峰救人的谢如祥。与曹峻不同，谢如祥从小就与登山有着不解之缘——他来自广西桂林全州县，家后面就是海拔2044米的宝鼎山，从小就经常爬山。“到了北大后，来自农村的我见识有限，没法参加那些阳春白雪的社团。”谢如祥说，“但对于户外运动，我很有亲切感，尤其是攀岩和登山，上手很快。”山鹰社成立初期，遇到过很多困难，比如装备不足、训练场地匮乏、缺少资金等，社员们甚至还曾为了凑钱，走街串巷售卖赞助商提供的方便面。1990年8月27日，山鹰社第二任社长曹峻带队成功登顶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对此，时任中国登山协会常务副主席王凤桐评价道：“这开辟了中国群众性登山运动的新纪元！”
1990年，北大山鹰社攀登玉珠峰时的合影 图源：网络
当时，山鹰社的成立和发展，除了依靠北大支持，还得到中国登山协会的帮助和指导。“除了中国登山协会，王富洲和屈银华等老前辈，也都非常支持我们，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谢如祥说。这是一种帮助，更是一种传承。随着国家层面登山运动逐渐减少，民间攀登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山鹰社的出现和发展，也引领了国内大学组建登山社团的风潮，将民间攀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最开始，对普通人来说，雪山攀登是很遥远的事情，一般都是国家层面的科考行动。”曹峻说，“山鹰社，不仅会有组织性登山，保证相对安全，而且是以团队的形式去自主探索。由于北大学生文笔都不错，所以留下了很多文字资料，都是关于登山知识、攻略和报告，给民间社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值得一提的是，山鹰社曾在1998年4月21日成功登顶海拔8201米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成为中国第一个登顶海拔8000米以上山峰的民间组织，并于1999年出版《八千米高度》（2018年再版《高处有世界：北大山鹰社30年》），这本书堪称中国民间攀登的“圣经”。“再加上山鹰社的人都是学生，完成攀登雪山的壮举，会吸引媒体宣传报道，让人们感觉雪山也没那么遥远。总体来说，山鹰社为中国民间攀登发展奠定了一些基础。”中国民间攀登的发展，自然离不开时代氛围的推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上下都在探索、求知，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探索，除了包含家国情怀之外，更多还是彰显对于个人发展深层次的思考和追寻。关于这点，山鹰社的社歌——齐豫的《橄榄树》，就是最好的体现：“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为什么流浪远方，为了我梦中的橄榄树。”后来，山鹰社又攀登了多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雪山。2018年5月15日，北大珠峰登山队从北坡挑战珠峰，最终12人登顶，其中7人来自山鹰社。但其实早在1989年，就有中国人开始考虑珠峰北坡的商业攀登。现任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局长尼玛次仁，当时担任西藏自治区登山运动管理中心翻译及联络官，服务对象主要是国外登山爱好者，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前来北坡攀登珠峰。可每一次登山，向导、协作和营地服务者几乎全是外国人，尤其是尼泊尔夏尔巴人，而中国人只能做一些非核心工作，比如牦牛运输、联系车辆和洗碗等，这让尼玛次仁心里很不是滋味，萌生了办一所登山培训学校的念头。1999年7月10日，在当地政府和相关单位支持下，尼玛次仁创办西藏登山学校（后改名为西藏拉萨喜马拉雅登山向导学校，以下简称西藏登山学校），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一所，也是继法国国家滑雪登山学校（ENSA）之后世界第二所长期办学的专业登山学校。
时任西藏登山学校校长尼玛次仁 图源：新华社（2008年摄）“看到外国登山队重金聘请尼泊尔夏尔巴人担任向导或协作，学校的创始人尼玛次仁认为，这是一种资源的流失。”现任西藏登山学校常务副校长、曾数次登顶珠峰的普布顿珠说，“他希望通过培养本地人才，不仅解决就业问题，还能为西藏登山队培养后备力量，因此，学校的主要目标是为登山活动提供全面型人才，包括高山向导、高山协作和营地管理等。”据普布顿珠介绍，西藏登山学校的教学内容主要涵盖文化课和登山技术科目，如藏语、汉语和英语的学习，以及地理、历史、登山理论和技术训练等。此外，学校还提供包括烹调课在内的多种实用课程，以帮助学员适应高山环境中特殊的工作和生活需求。
现任西藏登山学校常务副校长普布顿珠 图源：普布顿珠2001年5月30日，为解决毕业学员就业问题，西藏登山学校创办西藏圣山登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山探险），力求“以业养业，校企结合”。2003年5月，为纪念人类首次登顶珠峰50周年，中韩两国组成联合登山队，和中国业余登山队等来自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六百多名登山者，一起挑战珠峰。5月23日，包括企业家王石在内的中国业余登山队登顶珠峰。那一次，圣山探险全程参与其中。
2003年，中国业余登山队登顶珠峰 图源：网络
“那是西藏登山学校真正开始向外输出向导和协作人才。而中国人真正开始珠峰商业攀登大概是在2009年之后。”对西藏登山学校颇为了解的曹峻说。
西藏登山学校向导在珠峰进行一对一服务 图源：新华社普布顿珠表示，2003年到2005年，西藏登山学校毕业学员曾在珠峰北坡为部分国际登山队提供登山向导服务。2008年之后，珠峰北坡的中国登山队所雇佣向导，几乎全部来自西藏登山学校。截至目前，西藏登山学校已培养四百多位向导人才，为珠峰北坡商业攀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被誉为我国登山界的“黄埔军校”。因为王石等业余登山人士的参与，2003年的攀登珠峰行动，在广大民众中掀起了民间爱好者攀登珠峰的热潮。但事实上，这种尝试早就有人在做。从1960年国人首登珠峰开始，我国的珠峰攀登一直都是有组织性的集体行为。但到了2000年，却出现一个“异类”——“中国只身攀登珠峰第一人”阎庚华。1958年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的阎庚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极限运动。1986年，他从山海关跑到嘉峪关，成为我国第一位跑完万里长城的人。上世纪90年代末，阎庚华开始将目光投向珠峰。为了准备攀登珠峰，他每天早上都会追着公共汽车练长跑；为了提高体能，他从不吃米饭，只吃肉类食品。用一句话概括，他就是“把登珠峰的理想看得比生命还重！”2000年5月，阎庚华第三年冲击珠峰。这一次，他得到黑龙江电视台和一家企业的赞助。电视台原计划直播他的冲顶过程，但天气太过糟糕， 被迫要放弃。而阎庚华，原本已经答应和电视台一起下撤，但也许是他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他最后的机会，于是阎庚华义无反顾地选择冲顶。2000年5月21日，他登顶了，但却在下撤时因天气太过恶劣，不幸遇难。阎庚华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悲剧，在当年的登山圈引发了不小的震动。那时，正是我国户外运动——尤其是登山运动，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随着登山运动快速发展，登山事故和山难也开始频发。那一时期，除了阎庚华之外，山鹰社也曾发生过影响极大的山难——2002年8月7日，山鹰社5名队员林礼清、杨磊、卢臻、雷宇和张兴柏，在冲顶希夏邦马峰西峰时遭遇雪崩，全部遇难。2002年，北大山鹰社攀登希夏邦马峰期间 图源：网络尽管这次山难一度让山鹰社陷入困境，好在北大不仅没有“一刀切”，还努力让山鹰社走上更专业和更规范的道路——比如增加登山答辩、提高风险意识和科学指导训练等。“当时，这次山难对山鹰社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曹峻说，“但是，非常感谢学校的管理层，对这件事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也比较有担当。其实，放眼看去，国内高校很难有这样的勇气，在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后，还能去维护一个学生社团的健康、良性和可持续发展。”就当时来说，山鹰社的这次山难，也是对整个民间登山运动的警醒——走专业化和规范化道路成为必然。在这方面，深圳登山协会的成立和发展是中国民间攀登组织中的典范。2003年，王石不仅登顶珠峰，还牵头成立了深圳登山协会（简称深圳登协）。除了致力于推广登山运动，深圳登协还肩负着为户外爱好者提供登山规范引导和培训的责任。当时，王石将在万科任职业务主管的曹峻派到深圳登协担任专职秘书长。就这样，曹峻又一次参与和见证了我国民间攀登组织的重要发展阶段。2006年，曹峻从万科辞职，成为深圳登协常务副会长，全身心投入到中国民间攀登规范化进程之中。在曹峻看来，深圳登协从两个层面对我国民间登山起到了探索和创新作用。“第一，我们会组织各种培训，摸索出一套登山爱好者自主学习和成长的体系，帮助我们更好推广登山运动。”曹峻说，“第二，深圳登协进行了管理机制创新。以往，登山运动协会采用的都是很强的行政管理模式，而深圳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让我们自己去摸索，就此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深圳登协就变成了一个登山爱好者自我运作和管理的组织。后来，政府也不再给我们拨款，全靠我们自己去摸索和成长，为中国民间攀登组织发展提供了一个探索模式上的创新。”如此模式下的深圳登协，焕发出强大活力，成为引领我国民间攀登组织发展的核心力量。以珠峰为例，据深圳登协数据显示，2024年珠峰登山季，共有15位来自深圳的登山者成功登顶珠峰，这是有史以来深圳登山者年度登顶人数最多的一次；而历史上，登顶珠峰的深圳登山者已达61人，共计70人次。随着珠峰商业攀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攀登珠峰，挑战世界之巅。“珠峰是每个登山者的梦。”谢如祥这样说道，“从狭义上说，它是对自我极限的挑战，也是认识自我的过程；从广义上说，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靠的就是探索未知、探索自我。”但与此同时，鉴于攀登珠峰有一定的经济门槛，社会上开始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就连王石也曾遭质疑是“被抬上珠峰”。“有人认为，你们这些登珠峰的人是吃饱了撑的，而且都是有钱、有闲的暴发户。”2013年登顶珠峰的曹峻说，“他们甚至觉得，你们都是花钱找人抬上去的。”
诚然，最早一批登顶珠峰的民间登山者确实主要是企业家或公司高管，比如来自深圳的王石、郁亮、汪建和饶剑锋等，但他们其实更是一群热爱登山的人——以饶剑锋为例，他生前以攀登14座8000米以上山峰为目标，在2013年攀登期间与杨春凤一起遭塔利班杀害。之前，他已登顶10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而且，随着时代发展，各行各业的人也都开始加入攀登珠峰的行列——这其中，有中学老师、大学教授，有狱警，有民营企业家。攀登珠峰已经进入到更个体化和多样化的发展阶段。“每一个决定去攀登珠峰的人，在各自领域里都是佼佼者，或者说至少是小有成就，然后他才会有攀登珠峰的勇气。这种东西是骨子里的。”曹峻说。更重要的是，每个攀登珠峰的人都有着独特的个人故事，这些故事交汇成人生百态。
张洪是亚洲第一位登顶珠峰的盲人。而他攀登珠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妻子、儿子活得更有尊严。知名探险家夏伯渝，双腿截肢，5次冲击珠峰，69岁才终于登顶世界之巅。他以自身经历诠释了人在困难面前所能迸发的顽强意志。“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有着不同的身份和愿望，这恰恰是对民间登山精神的多样注解。”曹峻说，“这群人在这个时代，非常具有代表性。”每一个攀登珠峰的人，既有相通的探索精神，又有不同的人生体验和抉择。攀登珠峰不再是宏大叙事，而是个体的细微感受和表达，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许你不会真正去攀登现实中的珠峰，但你的心里可能也会有一座珠峰，这就是我一直希望传递的精神——不止于攀登。它超越了攀登本身，是你骨子里的不服输、敢于探索的精神。”2023年在登顶在即，因救人而放弃冲顶珠峰的谢如祥，在被问到何时会再次挑战珠峰时，他笑着说：“看缘分吧！经济状况、身体状况、内心的愿望，三者都感觉良好时才去。”这句话，也许就是对攀登珠峰个体化和多样化的生动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