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登山运动家，是中国登山事业的重要贡献者，3次荣获体育运动荣誉奖章。他9次攀登珠峰、两度登顶，1993年因抢救物资手指冻伤，右手小指、无名指被迫截肢。他为中国登山事业奉献36年，历任国家登山中心高山探险部主任、攀岩攀冰部部长、中国登山协会副秘书长。他牵头制定全国登山大会规章和准入标准，组织编写山地救援教学大纲和教材；完成课题研究《试探中国山地救援的原则和方式》，编写《珠峰攀登之前的体能训练原则》等；推动中国登山事业制度化建设，促进中国民间攀登健康、良性、有序发展。他是国家登山队原总教练，中国登山事业的幕后英雄，被朋友们称为“人生大赢家”，唯一抱憾是未能从北侧登顶乔戈里峰。于他，登山精神就是“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他坚信，中国应大力推广自主攀登，还登山以“纯粹”。珠穆朗玛峰，藏语意为“第三女神”，其山体呈巨型金字塔状，地形极端险峻，环境异常复杂。从1953年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和尼泊尔向导丹增・诺尔盖首次成功登顶、开启人类征服珠峰的新纪元以来，众多登山者前赴后继，向着这座世界之巅发起挑战。而罗申，无疑是其中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位。他的故事，无关英雄的高高在上，也并非只在登山圈流传。罗申身上，有着最质朴的坚持和最纯粹的热爱，以及作为普通人在命运的浪潮里向着梦想坚定前行。谈及为何要登珠峰，罗申回忆道：“1987年第一次看到珠峰之后，我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有生之年，我也要站在世界最高峰！”在9次攀登珠峰的历程中，珠峰让他失去了两根手指，却从未磨灭他的登顶梦想，反而让他的人生与珠峰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罗申接受《牛人》栏目专访
1986年，年仅23岁的罗申，迎来了人生中意义非凡的时刻。刚从西安体育学院毕业的他，凭借大学期间的出色表现，被分配到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现国家体育总局），后成为国家登山队的体能教练。次年，一支美国登山队来华，计划攀登珠峰，罗申被选派为中方联络官，就此与珠峰结下不解之缘。
首次踏入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罗申内心满是震撼与敬畏。这里的海拔高度让多数人饱受高原反应之苦，但年轻的罗申却表现出惊人的适应能力，几乎没有受到高反的困扰。“我那年去了，基本上一点反应都没有。可能那个时候也年轻。”罗申回忆道。在大本营，他积极参与各项工作，建营、取冰化水、做饭，每一项任务都亲力亲为，忙得不亦乐乎。
那时，瑞典国王弟弟率领的登山队也正在珠穆朗玛北侧。一天，瑞典各大企业的老板及家属前来慰问，其中一位老太太的举动，深深触动了罗申。罗申回忆道：“当时，我们两个队伍的营地距离不太远，我看到一位老太太下车看到珠峰时，竟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十分好奇，便上前询问。原来，老太太在二十多岁时就怀揣一个梦想，希望有生之年能亲眼目睹珠峰。然而，生活的琐碎与忙碌，让她一直未能实现这个梦想。直到1987年，68岁的她终于踏上这片土地，了却了自己40多年前的心愿。”
老太太的故事触动了罗申。他不禁思考，老太太只是看到珠峰就如此满足，那自己的梦想是不是可以更远大些？于是，一个大胆而坚定的目标在他心中悄然树立——“有生之年，一定要站在世界的最高峰，登顶珠穆朗玛峰。” 从此，这个目标如同一个强大的动力源泉，驱使罗申在登山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开启他长达15年的逐梦之旅。
1988年，注定是人类登山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年，中日尼三国携手，共同开启一场震撼世界的珠峰双跨之旅。罗申回忆道：“这次活动需要从北坡登顶，再从南坡下撤，之后又从南坡登顶，最后从北坡下撤。”这不仅是一次单纯的登山活动，更肩负着人类首次在世界最高峰进行电视实况转播的重大使命。
罗申，作为中方珠峰南侧登山队的体能教练，有幸参与其中。但因他是新手，领导并未将他列入冲顶运动员名单。然而，罗申并没有气馁，而是积极投入到物资运输等工作中，并凭借努力和坚持，跟随队员们一路前行，最终也到达8100米的高度。
虽然未能登顶，但这次经历却让罗申收获颇丰。站在8100米高处，俯瞰脚下的云海和连绵的山脉，他心中涌起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自信心。罗申说：“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在高海拔地区挑战自我，（那么）有生之年站在世界最高峰的梦想并非遥不可及。”
1988年，中日尼三国双跨珠峰，部分队员在大本营合影 图源：罗申
时光荏苒，5年后的1993年，罗申迎来又一次攀登珠峰的契机。这一年，海峡两岸联合攀登世界最高峰，罗申再次担任大陆队员的体能教练。此时的他，经过5年的磨砺，无论是技术、经验还是体能，都已达到巅峰状态。罗申回忆道：“这一年我正好30岁，都说‘男儿三十而立’，我特别希望在这个特殊的年纪，实现登顶珠峰的梦想。”
在登山过程中，罗申和队员们一路披荆斩棘，顺利抵达6500米的前进营地。然而，大自然的无常总是让人猝不及防。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裹挟着暴雪，瞬间席卷了整个营地。罗申回忆说：“狂风呼啸，帐篷像纸片一样被轻易撕裂，帐篷杆也被折断。”面对如此恶劣的天气，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迅速整理物资，准备撤回大本营。
各种忙乱中，罗申一直戴着因雪而湿透的线手套。当他意识到这一问题时，已经来不及。寒冷的天气让湿透的手套迅速结冰，他的手指也渐渐失去知觉。一个小时后，当他终于把手套摘下来时，惊恐地发现自己的两根手指已经冰冷而僵直。尽管他拼尽全力往大本营赶，但冻伤的手指已回天乏术。罗申描述道：“回到大本营后，用接近体温的水一敷，我看到那两根手指一下子从白色变成了黑色。”队医经过检查，无奈地告诉他，手指冻伤严重，必须马上撤回北京住院治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那一刻，罗申的心情跌入谷底。他说：“为了这次登山，我付出了太多，却没想到在距离梦想如此近的地方，被这场暴风雪给拦住了。回帐篷收拾东西时，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回到北京，罗申被送往积水潭医院。外科主任韦加宁告诉他，若想尽快恢复，需要将冻伤手指截肢到第二个指关节。但罗申心中仍怀揣登顶珠峰的梦想，他深知，多保留一个指关节，对于自己未来的登山生涯至关重要。于是，他毅然决定选择治疗过程更为痛苦的皮瓣手术。罗申说：“皮瓣手术是将坏死的第一指关节截肢后，把第二指关节的肌肉、毛细血管和神经裸露的部分，放在左侧腹部进行恢复性治疗。”接下来的一个月，罗申忍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一个月后，当他从腹部取出手指时，右手已经明显萎缩，连端杯水都变得异常困难。但他没有放弃，而是继续在康复中心进行艰苦训练，最终逐渐恢复了右手的力量。他说：“康复中心有综合训练器，一片一片的。一开始我拉两片都很费劲，每天坚持练，20天后，我就能把一摞都拉起来了。”这次冻伤、截肢的经历，让罗申深刻认识到大自然的残酷和无情，也让他登顶珠峰的梦想暂时搁浅。但他心中的火焰并未熄灭，他在等待机会——一个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1998年，中国登山协会决定与斯洛伐克联合攀登珠峰。而罗申，凭借丰富的经验和出色的能力，担任中方登山队的副队长兼攀登队长，肩负起此次联合登山活动的重要职责。这也是他第四次前往珠峰。从前期的运动员体能训练，到进山后的营地建设，再到最后的冲顶筹备，罗申都全身心投入其中。他精心策划每个环节，严格要求每位队员力求做到万无一失。可登山过程中，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对登山认知的不同，给队伍带来不少难题。1998年，中国与斯洛伐克联合攀登珠峰，中国队全体队员大本营合影 图源：罗申罗申说：“在物资运输和营地建设等艰苦工作中，斯洛伐克队员常常以高反严重或身体不适为由，逃避劳动，导致大部分苦活、累活都落在中国队员身上。”尽管如此，罗申和中国队员们并没有抱怨，而是默默地承担起这些重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登山队伍终于来到海拔7790米的高度。此时的罗申本已做好冲顶准备。然而，命运却再次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原来，在前期的登山过程中，由于工作量巨大，中国队员们都非常疲惫。“尤其是第一批的3个藏族队员，更是累得精疲力竭，其中一名队员甚至累到胃出血。”罗申说道。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坚持完成了营地路线的架设工作，为后续队员的登顶创造了条件。第二批准备登顶的队员中，一名来自云南的年轻队员体能相当出色，在海拔8000米以下表现优异。可当他到达8300米时，因海拔骤升，身体开始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右手也出现轻微冻伤。罗申得知情况后，心急如焚。“我立即让他们从8300米撤回来，我从7790米往上走。”他深知冻伤和高反在高海拔地区的危险性，如果不及时处理，很可能危及生命。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决定放弃自己的冲顶计划，亲自护送这名队员下撤。罗申说：“从7790米到6500米，我背着我俩的背包，一路上小心翼翼地照顾他。由于他高反严重，时常犯困，我得时刻保持警惕，一边用冰镐轻拍他，防止他睡着，一边鼓励他坚持下去。”终于，罗申成功地将其护送至海拔6500米的营地，交给新西兰登山队的队医进行治疗。看着他逐渐脱离危险，罗申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然而，此时的罗申已经疲惫不堪，体力严重透支，再次登顶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尽管心中充满遗憾，但罗申从未后悔自己的决定。他坚定地说：“作为中方副队长和攀登队长，队员的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在他看来，登顶珠峰固然重要，但绝不能以牺牲队员生命为代价。
2003年，为纪念人类首登珠峰50周年，各国纷纷筹备相关活动，以纪念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探险大事件。中国，作为拥有珠峰北侧领土主权的国家，自然积极响应。在搜狐网站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登山协会精心组建了中国搜狐2003年珠峰登山队，决心在这个特殊的年份，展现中国登山界的风采。
罗申，再次肩负起重要使命，负责此次登山队的体能训练工作。从队员们的日常体能训练，到高海拔地区的适应性训练，罗申都亲力亲为，确保队员们在身体和心理上都能达到最佳状态。罗申回忆道：“2002年10月确定队员人选后，我们便在怀柔国家登山中心的训练基地开展前期体能训练。2003年2月至3月，大家又陆续前往拉萨和珠峰大本营进行高海拔适应训练。指挥部根据队员们在这两项训练中的身体状态，最终确定了A组和B组的人员分配。”A组，以西藏登山队协作和民间队员为主，负责首批冲顶任务。B组，由民间队员和专业教练组成。罗申所在的B组，成员包括当时的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华西都市报记者刘建、深圳农业银行职员张梁，以及大连圣亚极限登山俱乐部主任刘福勇。回顾登顶过程，罗申直言自己很幸运：“我特别感谢老天爷，那天的天气格外给力。按照登珠峰的自然规律，山区午后到下午容易变天，所以一般凌晨出发。而那天，正好赶上了好天气。”其实，本次登山过程中也出现了小插曲。在北侧珠峰最后一道难关——海拔8680米的第二台阶处，出现了严重的“大堵车”。罗申说：“因为那天是人类纪念珠峰首登50周年，很多外国登山队都在那里，拥堵得特别厉害。”好在1个小时后，罗申的组员在夏尔巴人的陪护下，顺利翻过珠峰北侧最后一个难点，他也紧随其后，成功登顶。这一刻，罗申已经等待了整整15年。15年的坚持，15年的努力，终于在这一刻得到满足和回报。
回忆起登顶的瞬间，罗申笑说：“到顶峰时，我既不激动，也没感动落泪，只觉得特别累，但也知道自己终于圆梦了。”他感慨地说：“登山运动，是一个团队合作和协作的运动，缺少任何一个人都很难成功登顶。”2003年登顶后，罗申带队伍安全返回珠峰大本营 图源：罗申值得一提的是，登顶成功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向中国登山队发去贺电，夸赞说：“中国登山队再次成功登上世界最高峰，你们的壮举，再一次证明了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面前，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没有克服不了的风险。”
随着中国登山队A、B两组业务队员成功登顶珠峰的新闻传遍大江南北，迅速激发了更大范围的民间攀登热情，使登山热潮如雨后春笋般在国内兴起。尤其是企业家们，纷纷投身到登山这项充满激情与挑战的运动之中。他们通过个人探险、商业支持和文化传播，打破了登山的专业壁垒，使攀登珠峰等高海拔雪山从 “国家任务” 变为民间挑战自我的目标。如，今典投资联席董事长王秋杨女士，不仅完成“地球三极”挑战，还是首位完成 “地球九极7+2” ——即登顶世界七大洲的最高峰并徒步到达南北极极点探险活动的中国女性。而探路者集团联合创始人王静女士，完成10次8000米以上雪山登顶、4次登顶珠峰，更于2014年，连续142天完成 “地球九极 7+2” 探险活动，成为当时世界上完成该项目用时最短的探险家。在罗申所率的2003年登山队B组，还有华西都市报记者刘建、深圳农业银行职员张梁，也先后完成“7+2”的探险项目。这些企业家、知名人士的探险行为，激励更多普通人参与登山，推动了中国民间攀登运动的普及与国际化。
2001年，中国申奥成功，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喜悦的氛围中。而在申奥时，中国向全世界做出了一个庄严的承诺：若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将让奥运火炬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一承诺，不仅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崇高致敬，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实力与决心的重要契机。为兑现这一承诺，2006年起，中国登山协会便开始紧张筹备，在西藏和全国各高校选拔出一批优秀的登山年轻人，进行严格的训练。罗申，再次成为活动的重要参与者。罗申回忆道：“在筹备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便是火炬的研发。由于珠峰的极端环境，普通的火炬根本无法正常燃烧。”为此，航天部的专家们经过大半年的努力，研发出适应珠峰环境的固体、液体和气体3种火炬。然而，这些火炬能否在珠峰的恶劣条件下顺利点燃，还需进行实地测试。2007年，北京奥运火炬在西藏启子峰测试 图源：罗申2007年，罗申和登山队员们秘密进行了一次珠峰测试攀登。此次攀登，任务艰巨。除了测试火炬，登山队还要配合国家气象总局监测和研究珠峰地区的天气变化规律，为次年准确预报天气提供数据支持。同时，还要通过这次活动选拔、确定2008年的正式攀登队员和珠峰火炬手。虽然罗申本人带队仅攀登至海拔8700米处，但当听到报话机里传来其他队员在顶峰冒着大风圆满完成所有任务的喜讯时，他深感欣慰。2008年，作为北京奥运火炬接力珠峰传递中国登山队总教练和副队长，罗申再次登顶珠峰。时至今日，他仍抑制不住激动地说：“当火炬在世界之巅点燃和传递的时候，我以新华社特邀记者的身份，亲手拍摄下五星红旗、奥运五环旗、北京奥运会会旗、燃烧着的奥运火炬和火种灯同在世界之巅的美丽画面，让我倍感自豪和骄傲。”2008年5月8日，19名队员顺利将“祥云”传递到珠峰顶峰，创造了世界登山史和奥运史上的奇迹 图源：罗申
回顾36年的登山生涯，镌刻在罗申心中的，除了珠峰，还有南迦巴瓦峰。那是1991年，人类首次正式攀登南迦巴瓦峰，罗申作为中日南迦巴瓦联合登山队唯一的汉族队员，参与了南迦巴瓦峰首登。罗申说：“经过两个月的建营、修路、攀登和救援，却因1名日本队员遭遇流雪在2号营地上方遇难，队伍需要处理他的遗体、等待家人从日本过来，进而错过了冲顶的窗口期。”最终，罗申和2位藏族队员、3位日本队员，在登达海拔7000米的突击营地后，被迫含泪下撤，结束了本次登山挑战活动。
回首往昔，罗申笑说：“原本我打算在70岁时第十次攀登珠峰，为自己的登山生涯画上圆满句号——毕竟中国有十全十美的说法。但现在已经有人在70岁实现了这个事情，所以我的计划就没有意义了。”
而从中国境内登顶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则是罗申内心一直的期待。虽然早在2000年，罗申作为队伍里唯一的汉族，与藏族同胞一同踏上从中国一侧攀登乔戈里峰的征程。可惜，从抵达大本营到出山，他们耗费了整整93天，仍未成功登顶。
“乔戈里峰和珠穆朗玛峰一样，都是界峰。其南侧在巴基斯坦，北侧在中国。自有人登顶乔戈里峰的70年来，还没有中国登山者从中国境内一侧成功登顶。”这几乎成为罗申最大的遗憾，他向年轻的中国登山队员发出呼吁，“我期待，有人能从中国北侧登上乔戈里峰，填补这一空白。我认为，（一旦成功）这将是中国登山界的一项伟大成就。”
罗申说：“可能是经历得多了，九死一生之后，我觉得，我们也就是做了那么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
退休后的罗申，依然活跃在登山领域，经常受邀参加各类登山活动，向年轻的登山爱好者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故事。他依然关注中国登山事业的发展，积极为中国登山运动的推广和普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登山、热爱登山，同时也让登山运动更加科学、健康地发展。
罗申陪马来西亚登协老会长登顶新疆慕士塔格峰 图源：罗申
“登山户外是一项存在风险的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无法被征服。只要掌握其中的规律，积累相关知识，就能在这个领域中探索前行。”
中国队唯一一次从北侧攀登乔戈里峰 图源：罗申
罗申说：“这么多年下来，我愈发觉得登山是一项非常棒的运动。它有助于人们进行心理建设，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也让我学会了坚持、勇敢和担当。在登山的过程中，我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和挫折，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
罗申始终对登山充满敬畏。他认为，登山是一场与自我和自然的深度对话，是一种对纯粹梦想的执着追求。他始终坚守对登山纯粹性的热爱。他认为商业登山是一种好的模式，但不应被商业利益所左右。
罗申说：“从攀登的角度来讲，自主攀登和商业攀登并非同一级别。因为段位不同，攀登所追求的东西，可能也不尽相同。我不是说商业登山不好，包括我跟凯途罗彪和四川的苏拉王平都说，是你们，让中国很多人有机会实现登顶雪山的梦想。但现在有些商业登山，包括我2019年和今年（2024年）去玉珠峰等亲眼所见，以及听别人说，我觉得要是商业登山这么搞下去，味道有点变了。”“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商业登山成了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嘴一样。比如慕士塔格2号营地，有些登山者，甚至连穿、脱踏雪板都得让高山向导跪在地上给他们服务，我个人觉得，这就失去了登山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就像我前面说的，最起码路得要你自己走，最简单的登山器具的操作，你还得要会。”“包括我去玉珠峰，一个高山向导公司的负责人跟我讲，今年（2024年）慕士塔格来了一个老板，在登山之前，他就说：‘我可以付你们钱。你背着，氧气让我登顶。登顶以后，我累了，就不想走路了。我给你们两万块钱，你把我放在睡袋里面，把我从顶峰上面往回拖——这个路都懒得走了。’我觉得，你登山连路都懒得走，我认为这种登山，确实意义和价值都不高。”“商业登山确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登山模式。在别人引导下，登山者可以通过商业登山，了解和学习登山知识；在别人的陪同下，克服高反和攀登的艰辛，最后经过自己的努力，成功登上顶峰。我觉得，这种商业登山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而像我前面所说的那个例子，你付费了，连路都懒得走、让别人给拖回来，我觉得这种商业登山，会把我们高山探险的整个市场给搞坏。”罗申认为，“保姆式”登山，虽体现了安全意识的提升——愿意高价雇佣向导全程保障安全，但却削弱了高山探险的纯粹体验。这位将两根手指永远留在雪山的老人，始终保持着登山者最本真的姿态。在商业登山沦为 “氧气罐头” 与 “金钱游戏” 的时代，他用近乎苛刻的自律守护着登山的灵魂——“真正的攀登，是让每一步都刻进骨头里的疼痛，是让风雪在血脉中呼啸的清醒”。如今，当年轻的登山者们沿着前行者的足迹向上攀升，或许会在某个垭口突然顿悟，罗申他们这些中国登山的前行者，留下的，不仅是艰难前行的背影和登山日志里的坐标，更是一种精神图腾——在这个一切可以交易的时代，依然有人愿意为了纯粹的梦想，将生命锻造成永不弯曲的冰镐，在巍峨的雪山面前，刻下属于人类的尊严与勇气。而那被风雪铭记的 “不畏艰险、勇攀高峰” 8个字，终将化作星火，照亮追光者的征途。
2012年，罗申带领国家登山队前往巴基斯坦进行登山交流 图源：罗申《牛人》是由中国探险产业行业协会创办的中国第一档探险家口述史视频节目。《牛人》创办近7年来，已为3百余位中外探险名人录制，留下珍贵的采访实录。欢迎自荐或推荐《牛人》嘉宾，让更多的人了解户外探险各垂直领域的“牛人”。自荐或推荐的嘉宾资料，请发邮件至anyi@caa1993.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