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推动了人类的文明进程。古往今来的探险家，将勇敢、创新、坚韧、理性、协作的探险精神传承至今。

有这样一些探险家，不但开拓了中国的探险之路，四十年来，依然坚守探险一线，为推动中国探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并引领、激励更多年轻探险家，携手前行。

他们是“中国探险终身成就”荣誉称号的获得者：严江征、杨联康、夏伯渝、宗同昌、叶研。

严江征

逆风执炬，敢为人先。

1993年，他创立中国探险协会，亲临探险一线，主持了系列重大探险活动。

1997年，他带着80岁的美国老人汉克斯，穿越高黎贡山丛林，抵达1943年坠毁的驼峰空运第53号运输机残骸现场。

1998年到2005年，他先后5次主导滇池水上作业，搜寻二战期间飞虎队坠落的P40战机。

历经磨难，痴心不悔。

他是中国探险协会创会主席、“中国探险终身成就”荣誉获得者——严江征。

从事山地气象专业的严江征，曾参与众多重要的野外考察，足迹遍及珠穆朗玛峰、雅鲁藏布江峡谷、塔克拉玛干沙漠，横断山脉等地。

他说：

“探险就是人类对未知的求索精神，虽然会付出孤独、疲惫、痛苦、恐惧等代价，但正是探险，让人类社会从低级文明走向高级文明。”

因为对探险近乎追求理想的执着，严江征克服各种困难，于1993年3月，创办中国探险协会。

中国探险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个探险项目——93’沙漠之舟探险活动，由严江征担任探险队长，乘着夏季洪峰，以无动力漂流方式，沿沙漠季节性河流——和田河，顺流而下，成功完成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水上穿越。

从1993年至2019年，在严江征任主席的26年间，中国探险协会先后发起、组织了：

“云南哈巴雪山探险考察”；

“滇藏文化带考察”；

“云南高黎贡山驼峰探险”；

“针对飞虎队P40战斗机的水下探险“；

“消失的要塞：乌尔古力山军事遗迹探险”；

“藏北无人区汽车探险”；

“N39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汽车探险”；

“长江当曲源头探险”；

“库布齐沙漠体验营”；

“宁夏贺兰山秦汉古长城遗迹调查”；

“陕甘青新四省（区）历史、地理考察”；

“中缅边境跨境民族——德昂族的田野调查”。

上述活动，或在探险本身，或在人文领域，均具有较为重大的意义。而其中最令严江征挂怀的，是有关驼峰航线和飞虎队的探险活动。

“驼峰航线”始于1942年，终于1945年二战结束，是滇缅公路被侵华日军切断后，由美国陆军航空兵空运部队与当时的“中国航空公司”，共同为中国抗战开辟的唯一空中补给线,为打击侵华日军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抗战最艰苦的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间，中国航空公司共飞行8万架次，美军先后投入飞机2100架，双方共参加人数8.4万人，共运送85万吨的战略物资和战斗人员33477人。

在这条航线，美军共损失飞机1500架，牺牲飞行员近3000人，损失率超过80%。而先后拥有100架运输机的中国航空公司，总计损失飞机48架、牺牲飞行员168人，损失率超过50%。

这是一个用血肉、生命搭建的航线，为了中国的抗战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而驾驶当时中美两国合资“中国航空公司”53号C53型运输机的机长吉米 • 福克斯便是其中之一。

1997年3月31日23点30分，严江征接到一个电话：

高黎贡山发现中航公司53号C53运输机（以下简称53号运输机）的坠机残骸，位置在中缅边境的中国一侧，距边境线仅一百多米，需派一个科考组到现场勘察。

当年“驼峰航线”的飞行员汉克斯，在1997年已是80岁的耄耋老人。他联系到严江征，表达了一同前往坠机现场探寻的强烈愿望。

当年，在53号运输机坠落后，汉克斯曾七十多次在高黎贡山上空盘旋，寻找战友的遗骸。后又受福克斯父母委托，前往高黎贡山寻其下落，但都失望而归。

带一个80岁的美国老人，到3千多米海拔的高黎贡山丛林进行高难度的探险作业，明显违反常规，风险性极大。一旦出现任何事故，各方问责，只能由中国探险协会承担。

当时的情景，严江征记忆犹新：

“汉克斯眼神里充满乞求、渴望，令人不敢与其目光对视。作为曾经参加抗日战争、帮助过我们的一个美国老飞行员，我们拿什么回报？或许就是帮他实现那个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愿望。”

于是，中国探险协会正式成立寻找53号运输机的专项探险考察队，严江征亲自任队长，开始艰难寻找。

严江征主持并亲临一线，带着汉克斯，在高黎贡山丛林探寻中航公司53号运输机残骸及机长吉米 • 福克斯的遗骸。

当时的高黎贡山已进入雨季，山上浓雾弥漫，能见度至多五六米。他们一路行走在“刀刃”一般的山脊上，两侧坡度大的地方，能达到80度。虽然手里有地图，但几乎看不到任何地标，无法比对。携带的GPS在密林中也经常收不到信号。

他们在密林深处穿梭，在暴雨和泥泞中开辟道路，在推测的坠机区域转来转去，就是找不到飞机残骸。多日之后，后勤物资已“弹尽粮绝”，再加上暴雨导致衣物湿透、寒冷刺骨。

“如果停下或坐下来，很可能就再也起不来了。”

1997年6月21日14点多，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探险队魂牵梦萦的53号运输机残骸赫然眼前。老汉克斯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严江征也同样流下热泪。

53号运输机见证的是人类抗战史上闪光的一页——两个在地球不同位置、有着不同文化的国度，面对共同的敌人，并肩作战，淬炼出弥足珍贵的友谊。

2002年10月，中国探险协会策划、筹备，由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题词的福克斯铜像，被隆重地送回福克斯的家乡——美国德克萨斯，象征斯人魂归故里。

2002年10月2日，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亲笔致信，感谢中国探险协会为“驼峰航线”53号机长吉米·福克斯树立纪念铜像，推动中美民间友谊。

2002年10月22日，由中国探险协会策划、筹备，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和美国布什总统图书馆联合主办的“驼峰航线”机长吉米·福克斯纪念铜像揭幕仪式及“驼峰航线”纪念图片展在美国休斯敦布什总统图书馆隆重举行。中国航空公司联谊会、驼峰空运协会、中印缅战区联谊会、14航空队联谊会、飞虎协会及大批老兵出席活动，对中国这一系列充满人情味的安排大为赞叹。

“驼峰航线”53号机长福克斯是独生子。他来中国前也没有结婚。这场战争，毁灭了这个家庭的繁衍链条，如今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达尔哈特小镇已经没有这个家族。

严江征说：

“任何一个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献出生命的人，都值得人们铭记，不该被遗忘。

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一堆冰冷的金属碎片。我们是想以这些飞机的残骸做切入点，来发掘与那场战争有关的有血有肉的人和事。”

1998年到2005年，在中国探险协会发起、组织，经外交部、国防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批准搜寻1942年4月28日坠落于云南滇池的飞虎队P-40型战斗机残骸探险活动中，严江征先后5次主导滇池水上作业，每次作业时间都长达数月。虽然已探明战机所在的水下位置，但受当时技术条件局限，未能打捞出水。

这架曾经参战的P40战机，是那段中美两国同仇敌忾、患难与共历史的重要物证，对世界反法西斯历史意义重大。

严江征从未放下将这架P40战机打捞出水的执念。

2023年4月27日，年届古稀的严江征实至名归，在首届中国探险者大会上获“中国探险终身成就“荣誉称号。

哈密市委书记孙涛为严江征颁奖

杨联康

河之所系，江之所钟。

他是河流发育史专家，也是中国第一位徒步考察黄河、长江全程的科学家。

他曾前往伏尔加河、多瑙河、尼罗河考察，享有“世界河王”美誉。

他是一生献给河流考察探险的赤子——“中国探险终身成就”荣誉称号获得者杨联康。

20世纪80年代，在黄河考察史和探险史上，有两件大事发生——一是杨联康徒步全程考察黄河，一是北京青年黄河漂流探险科学考察队等民间勇士的黄河漂流。

杨联康1961年1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地貌专业，毕业论文题为《三峡长江发育史》。为研究黄河发育史，他自愿到当时生活条件艰苦的兰州——甘肃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工作。

1963年，杨联康工作的调查队发现了黄河最早沉积层——下五泉砾石层，认定黄河发育历史剖面——兰州剖面，使黄河发育史研究有了划时代突破。

文革10年，像杨联康这样的知识分子自然在劫难逃。在身陷囹圄期间，他竟然自学4种外文，写下20余万字的论文。

1979年12月，杨联康拿着“平反”补发的9千多元工资，开始筹备自费考察黄河。

1981年7月21日，杨联康正式开启徒步考察黄河的壮举。

“如果我有幸在我国实现四化的路上，做一颗小小的铺路石，我就终生无憾。”

这是杨联康1981年徒步考察黄河时说的话。这些充满时代烙印的话语，反映了杨联康的初心。他来到黄河上游的星宿海，沿马曲河步入约古宗列盆地，找到1952年国家“河源考察队”确定的黄河源头。

他记下采集到的数据后，用两个瓶子装上黄河源头水，想把其中1瓶送给党中央，另1瓶则带给他的父母。

在黄河源头，他用整整8天的时间进行考察，发现了黄河的第三个源头——拉郎晴曲比国家过去测定的第二个源头——玛曲长30.56千米。按地理学的原则，拉郎晴曲应是黄河真正的源头。

杨联康的发现，让黄河向前延伸了35.5千米。

杨联康从黄河发源地出发，没有现代化的探险设备，甚至连一顶帐篷都没有，到了晚上，他就用帆布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起来后睡觉。他足蹬破牛皮鞋，手持竹竿，穿高山峡谷，过黄土高原，一路攀陡崖、涉激流，风餐露宿，饱尝孤独。

杨联康为保证科考顺利进行，会向沿途各地政府索要路条。甘肃省玛曲县人民政府为杨联康开具的路条是这样写的：

杨联康同志，为完成科研项目，不畏艰险，只身一人，沿黄河徒步考察，已历时四个多月。现由我县派员护送来你县境内多柯公社，请热情接待，在食宿上给以照顾，工作上大力协助，并派政治上可靠的向导和民兵逐段护送。

杨联康徒步315天，行程5500多公里，途经沿黄9省区108个县，怀揣上百张市、县、社的介绍信，终于在1982年5月31日到达黄河入海口。

到达终点，他在大堤上跪了下来，泪流满面。

这次考察，他搜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形成考察笔记四十多万字，成为中国徒步全程考察黄河的第一人。其后，他开始徒步全程考察长江。

1981年至1984年，杨联康以1111天的时间，徒步考察黄河、长江全程，获得全球最高河拔阶地、全球级数最多阶地、全球最厚可见黄土等重大发现，以及黄河、长江全程发育历史的系统资料。其后，杨联康通过与叶尼塞河、伏尔加河、多瑙河、尼罗河等世界知名大河的实地比较，以及与密西西比河、亚马逊河的文献比较，确认长江、黄河具全球最典型发育历史，赢得全球同行首肯。

杨联康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我国矿产、水电、航运、水利防洪、流域开发、水产环保、旅游等一系列重要经济文化领域的科学结论。若干年后，他的这些科学观点，几乎都被实践所证实。

杨联康认为，应该继续发展由他倡导的大河全程发育历史研究学派，以便为西线南水北调、西南水电开发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服务，为全球大河发育史的基础科学研究做贡献。

此后数年，杨联康先后徒步全程考察珠江、黑龙江，以及俄罗斯的两条大河。

至此，杨联康成为中国徒步考察江河最多的那个人。

杨联康说：

“我真正做的，不是冒险，而是要探究黄河——我们的母亲河是怎么形成的？黄河和我们民族的过去有什么关系？跟民族的现在有什么关系？我徒步就是这个目的。”

除了中国的黄河、长江，杨联康还曾前往伏尔加河、多瑙河、尼罗河等世界上多个著名河流实地考察。在探险界，他被称为“世界河王’。

人的一生该如何度过？对杨联康而言，是一生钟情于江河，一生心系于江河。

他与江河，是高山流水遇知音。

夏伯渝

一生拼搏，终成奇迹。

2018年5月14日，他以69岁高龄，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成为中国第一个依靠双腿假肢登上珠峰的人。

生命不息，攀登不止。年过古稀，还计划攀登七大洲最高峰、探险南北极。

他是不被命运征服的斗士——“中国探险终身成就荣誉”的获得者夏伯渝。

夏伯渝是"2019'劳伦斯世界体育奖年度最佳体育时刻奖"的获奖者。

是电影《攀登者》的原型，是纪录电影《无尽攀登》的主角，他43年攀登珠峰的故事令全场观众泪奔。

回忆起攀登珠峰的经历，夏伯渝说：

“山就在那里，只要你活着，就还有机会。”

1974年，夏伯渝以超强的身体素质成功入选中国登山队。

1975年，夏伯渝随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第一次攀登珠峰的他把睡袋让给一位丢失睡袋的藏族同胞，导致自己冻伤，双小腿截肢。

因珠峰失去双腿，夏伯渝却依然眷恋珠峰。为了能够再次攀登珠峰，夏伯渝长期进行着魔鬼式的体能训练：

每天5点起床，进行力量训练；负重10公斤的沙袋，深蹲每组1500个，练10组；引体向上每组10个，练10组；俯卧撑每组60个，练8组；仰卧起坐每组60个，练8组。还要练背飞、二头肌、三头肌……

在此基础上，他还参加国际、国内残疾人运动会，并获得奖牌几十枚。

2014年3月，距离首次攀登珠峰39年后，65岁高龄的夏伯渝飞抵尼泊尔。在徒步80公里后，抵达海拔5300多米的珠峰南坡大本营，再次对珠峰发起挑战。不料，南坡发生山难，16名夏尔巴向导遇难，尼泊尔政府取消了当年的所有登山计划。

2015年，夏伯渝第三次尝试攀登珠峰，又遭遇尼泊尔百年一遇的8.1级地震。那一年，成为40年来珠峰首次无人登顶的一年。

地震引发珠峰雪崩，夏伯渝当时正在大本营。眼看雪崩像惊涛骇浪一般滚滚而来，他紧紧抱住帐篷杆，心里充满绝望。震后，夏伯渝眼前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到。

那一次，珠峰大本营有28人遇难。

夏伯渝回忆：

“如果我的账篷搭得再往前一点，我也回不来了。

既然还活着，那我还要继续登珠峰。”

2016年，67岁的夏伯渝准备再搏一把。他拿出自己的养老金，凑足几十万元的登山费用。

这次攀登，天气不错。但在距离顶峰仅94米海拔时，突如其来一场暴风雪。一米之外，什么都看不见，雪打在脸上像针扎一样。脚下的路只有20公分宽，两边都是万丈深渊。

一行攀登者站立难稳，登顶的冻伤概率和坠崖风险成倍增加。

夏伯渝奋力攀登了1个小时，却只向前挪动10米。

他顺着向导手指的方向，看到远处一团乌云正在逼近——意味着天气还将恶化。

夏伯渝原本准备舍命一搏，因为他知道，无论是年龄、身体，还是财力，对他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攀登珠峰的机会。

“哪怕下不来，先上去再说。” 

但转过头，当他看到5个夏尔巴向导，想到这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每个人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都有一家人，他做出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下撤！

“不能因为我的梦想，牺牲掉他人的生命！”

第四次登顶成功原本已近在咫尺，却这样悍然失利，让多年来支撑夏伯渝的那股劲头一下子没了。

下撤中，他体力透支，寸步难行。只要路不平，就会摔倒；一摔倒，就躺在冰雪里，无力起身。就这样走了将近24小时，才回到大本营。

待在大本营的人，都以为夏伯渝登顶成功，纷纷祝贺。

夏伯渝忍不住流下伤心的泪水：

“老天再给我一个半小时的好天气，我就能上去……”

回到北京，夏伯渝的腿部患上严重血栓，必须住院治疗。

医生告诉他，以后千万不能再登山——血栓一旦脱落，就容易形成脑梗或心梗，连抢救都来不及。

医生让他至少休息半年，避免做任何剧烈运动。

于是，这成为他四十多年来绝无仅有“不锻炼”的半年。

别人劝他：

“差100米，也算你人生的高度了”。

他也向家人保证，以后不再去登珠峰了。

可是……

2018年5月8日凌晨5点，天还没亮，夏伯渝就从珠峰大本营出发，带着两副假肢——一副走岩石，一副踏冰雪。

一路上雷电交加，暴风骤雪。假肢上的螺丝钉掉了，幸好夏尔巴向导帮忙，在雪中找到那蚕豆大小的螺丝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用假肢攀登的人来说，最难的地方是脚底没有知觉。

“踩在什么地方我感受不到，必须用眼睛看”。

夏伯渝拿着登山杖，一路低头看着路面，根据岩石与雪层的受力方向，努力用两根登山杖保持身体的平衡。

长时间穿假肢，腿上会磨出血泡。夏伯渝努力减少晃动和摩擦——这时候绝不能出现伤口，因为他吃了抗血栓和溶血栓的药物，一旦有伤口就会血流不止。

“尼泊尔时间2018年5月14日8点31分，我终于站在梦想了41年的珠峰8848米顶峰。”

——克服千难万险，夏伯渝终于成功登顶珠峰。第一时间，他用通话机向大本营、向全世界喊话。一激动，他口误把43年说成41年。

攀登珠峰，在经历截肢、癌症、血栓、四十年如一日的残酷锻炼，每种考验都可能拖垮夏伯渝，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夏伯渝都扛住了、坚持住了。

他，终于登上来了。

夏伯渝说：

“我觉得，自从我有了攀登珠峰的梦想以后，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而且，它使我克服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危险，使我的生活更加充实、更加有意义。

我几次都想‘完了’，但我爱人跟我说，一定要平安地回来。我也向他们保证，我一定要平安地回来。就这样，我一直都在坚持，尽管后来暴风雪使我的脸、手都冻伤，但我还是一步一步地回来了。”

夏伯渝在自传《无尽攀登》中袒露心迹：

登山不是为了创造什么纪录，而是我的一种信念——就是想战胜命运。

他做到了！

宗同昌

他是故宫博物院的摄影师，是探险家，是考古学家，曾参与楼兰、罗布泊、可可西里、南极、印尼火山和搜寻“飞虎队”飞机残骸等考察探险。

他自1985年参加古格王朝考古，坚持36年，不间断对西藏阿里文化遗址考察。

2004年，他历时74天，参加“中日沿北纬39度线横穿塔克拉玛干探险活动”，成为全队唯一徒步完成穿越的队员。

2021年，72岁高龄的他，从北京自驾西藏，到达雅鲁藏布江、狮泉河（印度河）源头考察。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他是古稀之年仍在路上的“中国探险终身成就”荣誉获得者——宗同昌。

“塔克拉玛干”是维吾尔语，意思为“走得进，出不去”。塔克拉玛干沙漠，简称塔漠，是我国最大的沙漠和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性沙漠。

大量考古资料证明，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漠腹地静默着诸多曾经的辉煌。中外探险家对探究塔漠充满兴趣。

最早计划横穿塔漠的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

1895年，斯文 · 赫定组织探险队进入塔漠，最终仅完成不到四分之一的行程就近乎全军覆没——活着出来的只有两个人。后来，斯文 · 赫定出版《亚洲腹地旅行记》，称塔漠为“死亡之海”。

2004年，宗同昌参加“中日联合探险队沿北纬39度线横穿塔漠探险活动“，经过74天艰难行进，日方队员先后因病全部退出，宗同昌成为全队唯一完成徒步穿越的队员。

对于这次填补世界探险史空白的探险活动，宗同昌说：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能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一是探险，二是有机会探寻被风沙湮没的西域36国的秘密。

全日本探险协会筹备数年，日方队长成田正次先生邀请我和赵子允先生参加这次活动。

这是人类首次由西向东从最长轴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腹地。

我们的探险队2004年1月23日从和田出发。43头骆驼要驮载8吨装备——驮载的物资大多是骆驼饲料和饮水。

出发当天才知道，这些骆驼并不情愿进入沙漠，我们光把物资绑在骆驼背上就花去大半天的时间。队伍直到下午5点钟才出发，当天只走了2.5公里。

第一天夜里，零下25度的严寒就冻伤了一位日本队员，他被迫就近退出。

出发一星期后，跑了一头骆驼。而队长成田正次，因误将大剂量安眠药当胃药服用，药物使他几乎进入昏迷状态，已完全不能行走。为不影响队伍前行，只能将他绑在驼背上，使他永远丧失徒步穿越塔漠的机会。

行程不到三分之一时，负责全程跟拍纪录片的NHK摄制组导演又因肺部严重感染，被迫撤出沙漠。

走到克里雅河的时候，NHK另两位摄影师也因实在无法坚持而退出探险队，使NHK全程跟踪摄制工作被迫终止。而中方的赵子允先生，也因关节炎发作而退出探险活动。

过河时，一头骆驼因踩碎冰面而摔伤内脏，数天后死亡。

更意外的是，因出生了一头小骆驼，才发现驼工们把十几头怀孕的骆驼混入了驼队，严重影响了驮载能力。

在到达克里雅河前，其他队员都先后骑上了骆驼，只有我一人坚持徒步。

离终点还有三分之二行程时，也许是上天在考验我，我的腿被草蟞子咬伤，每天不得不拄棍带伤行走，还要以各种理由婉拒人们劝我骑骆驼的好意。坚持徒步，等待我的是巨大的挑战。”

茫茫塔漠，没有任何标志。宗同昌身上只有每天带的一瓶水、一点干粮，一旦找不到驼队，那就是死路一条。

回忆那次穿越，与死神擦肩的经历令宗同昌终生难忘：

“有一次我走丢了，不知道走到哪儿了——因为找不到脚印。后来，无意中突然看到一个烟头，我把烟头捡起来，撕开闻了闻——那是个刚刚扔掉不久的烟头，你能闻到很强烈的气味， 我就知道，这条路是没问题的。因为这烟头不可能是沙漠风暴刮进来或者很久以前的烟头。

最长的一次是快天亮了，才找到驼队。当时我真觉得自己又活了一次，可自己也不敢声张。

后来，骆驼多次逃跑，队员大部分生病，断粮断水很多次，谁也不知道还能坚持到哪一天，感觉已经不像是在行走，而像是从沙漠中逃离。”

最终，坚持到第74天的时候，队伍终于到达终点若羌。

“我没想到的是，在快到达终点标志的时候，队列中的全体日方队员都停下来脚步，让出一条通道，等着拄着拐杖、拖着脚步、走在队列最后的我慢慢走到最前面，让我第一个到达终点，表达了他们对全队唯一完成徒步穿越队员的敬意。”

在当天晚上的欢迎仪式上，日本的成田正次队长在讲话中宣布：

“这次成功地完成了人类首次沿北纬39度线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探险活动，填补了世界探险史的空白。全程徒步的队员只有中国的宗同昌先生一人，也代表了这次徒步穿越的成功”。

新华社、央视等多家主流媒体给予重点报道。

若干年后，宗同昌回忆这次于他本人和探险界都意义重大的探险活动，说：

“也许人类大的探险活动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

日方队长成田正次在探险队出发前两天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匆匆赶回日本祭奠，但又及时回到新疆，没有耽误大部队出发。或许，正因为母亲去世给他的打击，使他精神恍惚，才服错药，失去了徒步探险的机会。

而我在探险活动结束后，回到北京才知道，在我们离终点还有两天的时候，我的母亲也永远离开了我。因为当时媒体报道我们探险队断粮、失去联系，身体虚弱的母亲一定是思虑过度，才没能等到我回来的那天。

后来我又见过成田先生。我对他说，'也许正是我们两位母亲把最后的生命给了我们，才让我们成功走出沙漠。'"

探险结束后，人们常问宗同昌，当年靠什么力量走出的沙漠。宗同昌是这样回答的：

这是一次中日的较量，即使是一盘棋，我也不愿意输掉！

也许，因为我有多年在喜马拉雅山中行走的经验，在沙漠中实在走不动时，我就想想在朝圣路上磕长头的人们。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艰难的人类活动。

有时又自我勉励，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什么是大任？就是活着走出塔克拉玛干！

2022年12月，在中国探险协会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2022-2023 跨年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活动”中，宗同昌担任总顾问。

宗同昌专程带领越野采风组，前往罗布泊，祭奠新疆“活地图”赵子允先生。

赵公是已故著名探险家余纯顺的向导，中日、中英横穿塔漠探险活动的向导和顾问，多年坚守在新疆，为国家寻找矿产资源。

宗同昌说：

“2004年中日联合探险队在塔漠克里雅河边，赵公因病痛要撤出，跟我告别。我都没有勇气回头再看他一眼……可没想到，这竟会是我与赵公的最后一面。”

除了中国探险协会理事、探险家的身份，宗同昌先生还是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摄影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第七届中国当代徐霞客。

回首往事，宗同昌说：

"我是一个摄影师，同时也是一位行者。

我这辈子，到过很多一般人不容易到的地方，自然也亲眼目睹很多一般人不容易看到的风景。

我拍过很多照片，大部分都已结集出版，既给专业研究者提供了研究便利，也能给普通摄影爱好者、旅游爱好者带来视觉享受。

我对我这辈子还算满意。我现在身体还行，还会继续努力！"

他在首届中国探险者大会领奖时说：

我还计划至少跑10年！

当代绿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郭长建为宗同昌颁奖

叶研

他曾参加中国北极科学考察队，到达北极点；也曾亲临珠穆朗玛峰北坡的登山大本营，采访攀登者。

他加入探险队，去到高黎贡山丛林，探寻“驼峰航线”的C-53坠机。

他既有新闻人的坚守，也有探险者的无畏。

他是“妙笔生花，不辱使命”的“中国探险终身成就荣誉”获得者——叶研。

1971年从事新闻工作以来，“新闻”与“探险”，就成为叶研职业生涯两条交织的主线。

作为记者，他要进入灾难现场、战争前线等特定场域，需要掌握潜水、攀岩等与探险有关的技术。还有一些采访，本身就带探险属性，如自然科学考察、野外历史人文考察等。

叶研说：

“专业训练并非可有可无，我高度重视专业训练。探险是严肃的事，必须尊重科学、尊重自然。因此，必要的专业训练不可或缺。

我实际上非常期待、非常享受各种探险的专业训练。”

任何了解叶研采访经历的人都会毋庸置疑地断言：他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探险家。

然而，他更愿意称自己是“探险参与者”。

1985年、1986年赴老山前线采访，穿过炮火封锁区，进入前沿阵地乃至作战现场。危险不仅来自敌人的炮火，还有野外恶劣的生存环境。

军医说，阵地上遍布大肠杆菌。

“猫耳洞”是栖身和防御的主要场所。它搭建简便，防炮能力强，但空间狭小，不通风，不见光，一旦下雨，便会发生倒灌。

战士们还要穿越生死线，在对方火力封锁下冲过混有死老鼠、粪便、残肢、污血的泥泞之地……因为长时间浸泡在泥水中，很多战士身体的局部出现溃烂，就是俗称的“烂裆”。

“我看到一个连级指挥员用三角巾兜着身体，坚持指挥作战。”

1987年，在大兴安岭火灾一线报道，他回忆现场的情形：

“我和雷收麦跟一个步兵团到古莲火场。夜间，对面的火势比较大，身后也有火情。当时部队已经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撒开了，我独自往富克山方向去做一次观察。

跑了几百米，看清楚富克山方向的火势已经连成一条线地往这边蔓延，我赶快跑回来报告。部队也接到指挥部命令，全团就在两条火线压过来的过程中撤退。

团长让我上了一辆吉普车，干部、战士扛着工具跑。最后撤出来时，两边的火已经窜到公路。”

1995年4月，叶研参加中国北极科学考察队，到达北极点，见证了五星红旗插在北极点。

1996年5月至6月，叶研来到珠穆朗玛峰北坡的登山大本营，采访。

1997年，叶研参加中国探险协会组织的“驼峰航线”探险队，寻找中航公司的C-53坠机，帮助已八十高龄的美国“飞虎队”飞行员汉克斯得偿一生夙愿。

1998年，叶研采访长江特大洪水抗洪抢险。

1998年11月-1999年3月，叶研参加中国第15次赴南极考察队，到达中山站。

2001年12月-2002年6月，叶研参加《极地跨越·两极之旅》系列纪录片摄制车队。

2005年4月－2005年9月，叶研参加《睦邻》摄制车队，任副领队。

2006年8月，叶研带队完成《睦邻》系列电视片对三个隔海邻国的拍摄、采访。

2006年11月-2007年2月，叶研参加《中阿友好万里行》系列纪录片摄制车队，任总领队。

2012年8月23日-9月7日，叶研参加《中澳沙漠大穿越》活动，任项目顾问和主驾驶。

2015年6月-8月，叶研参加《英雄当归》活动，任副领队。

“我到了，我看了，我记录了，我传播了。”

——叶研说，这是他新闻记者生涯所践行的准则。

透过记者的身份，叶研进入到很多不同的角色——“驼峰航线”考察副队长、滇池P-40战机打捞活动副队长、南极考察队科考班班长、《睦邻》拍摄项目副领队、《兄弟》拍摄项目的总领队……

在他身上，既能看到新闻人的坚守，也能看到探险者的无畏。

他说：

“在我有限的生命存续时间，我经历了很多别人的人生。这些人，在他们的行当里付出和牺牲。他们是英雄！”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巡视员张燕茹为叶研颁奖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让我们再次向荣膺“中国探险终身成就”荣誉称号的严江征、杨联康、夏伯渝、宗同昌、叶研致敬，期待他们继续引领年轻探险者，推动中国探险产业做强做大，光耀世界！